房价越来越高的两大深层原因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刊登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文章说，目前住房和汽车都很热销，都是富有阶层的消费在推动着。它的背后是富有阶层收入的提高。一方面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更由于财富增长的分配中偏向于高收入阶层。所以富有阶层的消费能力，以超过全社会财富增长速度的加速度发展着。住房价格的不可抑止的上升，根本原因是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高速度，以及增长的这一部分钱没有其他出路。[第一段]     

从分配标准变迁看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紧迫性

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体与核心,而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各个环节的均衡协调发展又是经济和谐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我国评价社会收入分配和福利状况的标准发生变迁,直接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的同时,也对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利用扩大国内需求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产生危害,迫切需要通过国内经济的和谐发展来解决。     

政府转移支付促进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因此寻求国内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也即在经济增长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发展尤为迫切。本文从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效用角度,分析了合理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实现国内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具体从两方面论证:一是生产和需求方面,将消费视为劳动者的生产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论证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二是效用方面,论证政府转移支付增加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降低犯罪率对社会和谐发展和总体福利提升的作用。     

公平、效率与经济和谐

<正>经济和谐的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一个经济和谐的社会,一定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能够为社会成员带来最大福利的社会。社会成员所获福利的大小,首先取决于一个经济社会生产出的财富总量,在社会财富总量一定时,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则取决于分配的状况。因此,尽管可以从多个方面对经济和谐作出评判,但生产上的和谐和分配上的和谐才是经济和谐的基本要求。判断一个社会在经济上是否和谐,也主要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评判。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判断经济和谐的效率标准,社会收入的均等化是判断经济和谐的公平标准。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潜力释放（下）

<正>社会保障作为满足居民多层次物质需求的基础性保障手段，对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实现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社会保障政策的风险缓解效应可以通过降低居民未来的风险预期及收支不确定性来提升当期消费能力。此外，正如前文第三部分论述的那样，收入分配不均是导致我国消费需求整体低迷的重要因素[53][112]，而国内各项社会保障的政策实践均证明了社会保障对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影响[113]，其资源分配效应在调节收入差距过程中具有较高的贡献率，对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防止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具有积极作用，进而能够推动社会资源公平配置和缓解“待遇差”问题，在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的过程中提振消费信心，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相对较低。2020年，我国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仅相当于GDP的3.2%。而同年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相当于GDP的18.8%，日本的这一数据为22.02%，德国为26.57%，同为新兴经济体的韩国为8.85%(1)，均远高于我国的支出水平。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们主要围绕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这两大类对不同类型的社会...     

新剑桥学派分配理论综述

新剑桥学派认为《通论》一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凯思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相关论证,即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新剑桥学派的分配理论是在与新古典综合派持续不断地争论中逐渐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他们把收入分配理论同经济增长结合到一起,并贯穿到对一切经济现象和政策主张的分析过程和解释过程。     

中国土地忧思录

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世界纪录、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宝贵良田被变成钢筋混凝土也许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将焦点专注于分配问题,才能破解一个早应公开的秘密。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其创造的财富和福利,在地区之间、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个人之间的分配,当然也包括不同的时间中(当前消费和投资未来之间)的分配。归根到底,所有资源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源产生的财富随着时     

基于优化居民收入分配体系问题的思考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们的腰包开始越来越鼓，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使得这份财富蛋糕在分配时出现了不平衡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贫富悬殊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货币政策、收入分配及经济福利——基于DSGE模型的贝叶斯估计

在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利率变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央行制定货币政策该如何兼顾收入分配因素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经典新凯恩斯DSGE模型框架下,创新性地引入一定程度的家庭异质性,通过设定“李嘉图式”和“经验规则”两类异质性家庭以及价格、工资黏性,分析了技术、工资加成和利率变动三种外生冲击下,居民消费以及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本文同时还以经济福利损失最小化为标准,通过数值计算方法求解最优泰勒规则.研究表明:正向技术冲击会提升经济产出并降低通货膨胀,提高消费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影响居民收入分配;“李嘉图式”(“经验规则”)家庭工资加成冲击会同时降低(提高)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且对消费(收入)不平等指数影响更为显著;利率的正向变动冲击会提高消费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对我国央行而言,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加强对通货膨胀波动的干预是降低经济中消费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一个有效途径.     

如何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这种现象不仅降低了众多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制约了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个人所得税是税制体系中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税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面对当前不断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如何更好的发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农家乐2．0

人们不是为了财富而疲于奔命，而是乐于休闲与消费，懂得享受健康生活。这才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表现。     

收入分配不均是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基本上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取而代之的是以刺激效率、促进增长、形成合理收入差距的分配方式。但同时也出现了公认的三大问题： “大”、“斜”、“乱”，由此造成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并成为制约启动消费需求的关键。因此，进一步启动消费需求，扩大内需，还必须从调整收入分配不均入手。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组织和分配自然资源、生产要素以及收入分配的经济。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资源特剐是生产要素的分配关系、资金(资产)的增殖、生产经营决策权的特点和市场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属性。因此,社会义经济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收入分配差距的均等指数法及其应用

收入分配关系到老百姓切实利益，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进入21世纪，堪称奇迹的中国经济以9．8％速率增长，但收入分配差距却逐年拉大，收入分配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心的热点。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是评价收入差距大小的度量单位，国内外经济学家提出众多的测算方法。该文简要介绍均等指数法，将我国近10年国民收入进行五等分组，利用不同收入组间的收入比重以及均等指数的现实性意义，对我国近10年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分析，揭示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现象的本质。     

我国的资本输出与国际收支平衡目标

经常项目、资本项目收支结构，集中体现一国对外经济关系格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竞争力的增强，首先体现为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产业竞争力强的国家大量输出商品，积累贸易顺差。顺差表现为货币财富。当这部分货币财富在境内无法找到足够的投资渠道后，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持有其他国家的债权、股权及其他实际资源控制权，实现收入的跨时期、地域分配。     

分配与公平

分配的变化隐含在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只有改变了经济循环,才能改变分配格局。政府调节贫富差距,不应仅仅是说收入分配。贫富差距,有财产意义上的,有收入意义上的,甚至还包括消费意义上的。政府干预贫富差距应从结果转到起点上来,从消费、能力入手。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而参与者的基本能力又不因经济、社会因素而悬殊的情况下,经过市场竞争,即使存在收入、财产上的差距,那也是公平的。这样,政府对分配的干预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可能避免社会两极分化。     

论转型期政府作用与社会分配

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有效率，但并不能满足社会公平分配的目标。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福利与分配的观点系统阐述了政府干预分配的缘由及具体措施，政府具有校正市场失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合理社会分配的职责。本文认为，为实现合理社会分配，政府应在创造公平制度环境、完善财税体系、灵活运用财税政策等方面采取措施。     

收入分配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

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中国消费不振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陷．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二次分配的改良,本质上只是在政府模式纠错中“打转转”,依然未能抓住或者是回避掉了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本质。     

对消费与收入关系理论的再思考

体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关系的最好工具是消费函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明确地将消费作为收入绝对水平的函数,其要点是:当前消费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近些年来我国大部分普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持续偏低,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相对较慢。笔者认为,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增加普通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还需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建立起财富的二次分配体制。     

有限资本市场参与、收入分配与最优货币政策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构建包含异质代理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庭部门资本市场参与异质性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最优货币政策与泰勒规则的运用。研究表明：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较低时，名义利率冲击与资产流动性冲击下消费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但收入不平等随总产出增加而上升；只有当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比重足够高时，收入不平等才可能随总产出增加而下降。福利分析显示，有限资本市场参与造成的无效率损失无法利用货币政策予以消除，在泰勒规则中纳入消费不平等或投资缺口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