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替代、美元化与货币错配

货币替代、美元化与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三者都会对其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它们在现象上非常相似,相互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但是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形成机制等方面也不同。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货币错配问题研究

我国的货币错配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表现为巨额正外币资产头寸,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这将带来巨大的风险挑战。因此加强对货币错配问题的研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对汇率制度的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估计我国的货币错配水平,分析我国的货币错配现状,指出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风险挑战,进而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论我国货币错配的性质

在全球货币尚未统一的现实条件下,货币错配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一国对外资产与对外债务的状况,可以把货币错配分为两种类型即债权型货币错配与债务型货币错配,本文首先探讨了这两种类型货币错配对一国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其次,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指出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债权型货币错配;最后,提出了防范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相关政策建议。     

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的关系

由于近年来我国发展过快,很多政策制订上并算不上完善。所以在我国飞速发展中也不知不觉间堆砌起了很多泡沫,若处理不好汇率制度与外币资产负债的关系也必定会因为货币错配而导致出现难以估量的问题。文章主要研究实施不同汇率制度与货币错配程度间关系,联系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分析。     

论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有效性

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大规模的货币错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严重的货币错配会引发货币乃至金融危机。本文主要从货币错配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角度介绍了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展情况,并提出对策性建议。     

全球性货币错配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全球性货币错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货币表现,而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性货币错配的重要根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加强国际间货币金融合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各国货币错配程度,以防止金融风险的扩大和货币危机的频繁发生。     

我国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问题原因分析

银行存贷款期限匹配一直被业界人士所关注。本文从近几年的利率期限结构与存贷款期限结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问题,再根据相关理论和现象说明其原因,进一步证明商业银行因存贷款期限错配而产生的潜在的流动性风险。     

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问题探讨

本文以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风险构成与危害之理论分析为基础,根据6家样本上市商业银行的外汇敞口、汇兑损失和金融机构外汇存贷等数据,探究了我国商业银行货币直接和间接错配风险的实际情况,结论发现:截至2010年底,我国商业银行存在着较严重的债权性货币错配。为此,文中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探究

在世界各国货币尚未统一的现实条件下,货币错配是客观存在而又难以回避的普遍现象。我们根据一国对外资产与对外债务的状况,可以把货币错配分为两种类型即债权型货币错配与债务型货币错配。本文首先介绍货币错配研究的若干理论;其次,结合中国的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特点,进行成因分析;最后,给出了弱化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相关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风险异质与“利率-汇率”随机动态均衡:理论与实证

文章从理论层面将风险异质与交易成本引入非抛补利率平价模型,建立内嵌风险异质的利率-汇率随机动态均衡理论模型。文章从实证层面建立TVP-SV-VAR模型并运用MCMC算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1)2010~2016年间利率-汇率随机动态均衡表现为非抛补利率平价部分成立,内嵌风险异质的拓展模型更能准确捕捉利率-汇率随机动态均衡关系;(2)利率-汇率均衡呈现双重非对称性;(3)2015年我国汇改与美元加息导致利率-汇率随机动态均衡出现经济结构性突变,需警惕美元加息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压力。     

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对于被认为增长最快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金融体系方面、贸易方面和外部资金融通方面。文章认为,面对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经济影响,亚洲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内部监管、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以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Forecasting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six fundamental indicators that might predict a financial crisis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affected the emerging markets of Southeast Asia. Our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1997 Asian crisis could have been predicted. Probit estimation reveals that a small number of common indicators can forecast a financial crisis well. The estimation gives estimates that are robust to either cross-section or panel data. We suggest an aggregate indicator that combines all the individual indicators and calculates the optimal thresholds for the indicators. This aggregate indicator has similar predictive properties and reduces the calculations to determine the probability of crisis.     

发达国家反金融危机措施比较及中国未来政策取向

文章比较分析了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反金融危机措施,并对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进行简要评价,最后,总结了中国的反危机措施,认为中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已经见效,但仍有诸多不稳定因素。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要以危机为契机,推进各项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释放经济活力,加大科技教育投入,使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美国金融危机的社会根源及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分析

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关,并蔓延到世界各地,这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其多年经济体制内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外在消耗等。因此,凯恩斯主义回归美国经济生活是必要的。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有很大影响,同时也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新兴市场国家的FSFDI迅速增长。FS-FDI具有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分配效率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金融脆弱性,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面临重大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当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并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统筹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目前,外资银行对中国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尚处在准备阶段,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步伐的逐步加快,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成为吸收国际FSFDI的主力。     

货币错配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不可行性：针对我国现实

现阶段我国正面临人民币汇率稳定与物价稳定的"两难冲突",国内外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从货币错配的角度探讨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的可行性表明,由于存在较严重的货币错配及特殊的国情,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条件,短期内,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我国并不具有可行性,货币政策适合以货币供应数量和价格作为混合使用的政策调控目标。     

金融危机与东亚国家的公共行政改革

权威的行政体制在东亚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1997年几乎席卷整个东亚国家的危机实际上反映了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过度干预的弊端。随着东亚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各国的公共行政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东亚权威行政体制的改革不仅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解决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的需要。在权威行政体制的转型中,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主导经济的过渡、中央政府集权向地方政府分权的转移和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成为东亚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1997年7月亚洲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直到1999年才基本结束。从危机爆发至今已有十年。虽然,这些年对亚洲金融危机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但并没有从最深层次的角度找到其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且,当今世界在金融领域仍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本文力图从经济利益关系角度,结合东南亚各国的实际,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新的反思,以对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Cointegration and the PPP and the UIP hypotheses: An application to the Spanish integration in the EC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find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and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UIP) in the Spanish case vis à vis the European Community for the period 1980–89.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 is the aggregation of the variab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countries that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of 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est differential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for the short-term adjustment to the PPP. The results follow from powerful estimation techniques, applied in the framework of a multivariate error-correction model using the maximum-likelihood procedure as developed by Johansen and Juseliu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