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

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将我们的目光聚焦于如何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制度上来。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结果执行难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续已久的"痼疾",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制度本身的程序设计是导致判决结果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在概览被害人权利保护现状以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对其程序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对策即通过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程序设计来实现。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

由于受＂重刑轻民＂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存在较大缺陷及不合理之处,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局限性,不利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必要适时地对这一程序制度进行深入剖析。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司法实践上看,法院审理的大量刑事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占据很大一部分内容,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得出我国应采用在刑事诉讼中附带地解决民事赔偿这一模式。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通过研究了解到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精神损害赔偿这一问题上,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并不能和谐统一,所以笔者大胆地提出了应该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这一观点。围绕着建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进行论述,充分说明我国的各个方面条件的成熟,足以确立这样一个制度来最大程度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从一则强奸案谈起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能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时理论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中,笔者将从司法实践中一则案例处出发,结合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刑事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建立刑事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的活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单闷法实践中也提出了一些根本性有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试图从对刑事诉讼法学基本原理和民事诉讼法学基本原理的比较出发,审视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论证其存在的必要挂。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是整个附带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中的难点问题,不仅我国未有深入研究,且纵观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探索,对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问题也都很少有所涉及。而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已经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之中,对其研究已体现出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的概念出发,论述允许附带民事诉讼的反诉提起的原因,系统地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反诉问题进行阐释。     

刑事涉财产执行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以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的当事人构造为视角

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因采取移送执行模式而被误认为不存在申请执行人，使得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及其衍生的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过分依赖执行法院的职权主义。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追缴或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并返还被害人判项、责令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赔偿被害人损失判项的执行程序中，案外人权益救济程序原则上应以被害人为申请执行人，并参照适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权益救济制度。其他刑事涉财产执行程序应以检察机关为申请执行人。除非出现被执行人逃避执行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排除执行请求等特殊情形，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检察机关通常无须现实参加执行程序。     

论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的修复性司法

修复性司法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兴司法理念,重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被害人保护更是修复性司法的中心所在。被害人角色被遗忘的现状客观上要求以被害人保护为中心的修复性司法制度的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和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连理和完善就成了题中之义。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是指对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但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以及依赖其赡养或抚养的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给予其一定物质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具有补偿对象的特定性、补偿的物质性,即该补偿仅限因犯罪而引起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补偿的程序性、补偿的有限性等特征.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对象包括刑事被害人以及依赖其赡养或抚养的人,且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应当以物质补偿为主,且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确定补偿的标准及程序.     

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存在刑事和解制度,最有可能存在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当属刑事附一带民事诉讼程序、被害人参与的公诉程序以及自诉案件程序,他们中都没有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     

关于刑事自诉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自诉制度通过将特定刑事案件的起诉权赋予受害人,能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可以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刑事自诉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认为刑事自诉权应当包括被害人对自诉案件是否起诉的选择权、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控告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权等三项权能;刑事自诉案件范围应当限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在诉讼的过程公诉权和自诉权在一定限度内可以相互转换,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立法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外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简析

自国家公诉制度建立以来,不论法学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一直都以刑事被告人权利救济作为研究的主题,极少从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的角度进行考察。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被害人学的兴起和人权保护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发展,对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才逐渐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方面的缺失,已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探讨。因此,研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对建立我国相应的制度必定大有裨益。     

论中国模式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为主要模式的,并深受”探知真理”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程序的设计完全以管制思想、权力支配观念为基础,在实践中也具有被害人被忽略、犯罪改造不理想、社会关系不利于修复、案件积压、司法成本高、浪费了司法资源等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所具有的弊端。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诉讼分流、满足不同主体利益、化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和冲突等司法功能。文章认为在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改革十分必要,可以弥补正义的不足,进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之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迭,被害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高到低再到高的＂过山车＂的发展过程,被害人地位的不稳定也直接导致了其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刑事和解制度是以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新型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其必须在充分有效地保护被害人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理论的完善及在各国的本土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还需要一个过程,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     

论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冲突的解决办法

学界主张刑法向“轻缓化”、“非犯罪化”、“去刑罚化”的方向发展,但为使刑法更为轻缓而将刑事责任转化为民事责任,使刑法“民法化”,是偏激而不足取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冲突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责任的解决最为突出。两者冲突的解决可以通过被害人利益为导向的刑事政策以及损害赔偿功能的拓展来实现。     

浅议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与救济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人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既包括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也包括对被害人人权的保护。但是,长期以来,人权保护的天平始终倾向于前者。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护。因此,要加强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使己经失衡了的犯罪被害人与犯罪人的权利关系回到平衡的状态上来。     

论人民检察院撤回公诉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撤回公诉制度存在法律规定模糊、实际操作混乱的问题,直接侵害了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本文通过对撤回公诉制度的司法依据和运行现状的分析,提出完善撤回公诉制度的具体建议,以期规范撤回公诉制度,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维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探析

应该尽快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立法,并制定统一的补偿原则和标准。同时,对补偿程序进行严格规范。从而使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走入国家法制发展轨道,对刑事被害人予以更加全面和周到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和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兼顾被害人与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保护功能,不但有助于加害人的矫正与回归社会,而且也有助于平复被害人的心理创伤,最大限度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性。本文叙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刑事和解的界限浅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指轻微的公诉案件发生后,在调停人(一般为公力机关)的帮助下,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在侦察、起诉、审判阶段基于加害人的认罪,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后,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刑事和解制度旨在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被害人的一种权利。所谓"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故必须对其加以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从适用前提、案件性质、权利的行使等方面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