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数据到数字经济——招标投标行业面临的新挑战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根据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支持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及机制分析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增强实体经济新动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之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本质是依靠数字经济部门提供的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智产品对实体企业要素投入与生产经营模式重组更新，进而促进实体企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实践中，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基于实体企业生产经营节点与数字技术融合而展开的，形成了多种效能各异的融合模式。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进一步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需构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分工协作机制。     

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至少带来三重冲击:冲击“中国引擎”,冲击正常国际经贸往来,冲击市场信心。有人认为,“新冠肺炎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际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后续影响,世界各国更应该紧密合作。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交错融合,早已让世界成为紧密的一体。与全球供应链脱钩、退出全球化体系,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影响经济体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全球化虽然面临“逆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但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趋势难以被根本逆转,经济全球化仍将不断向前推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更应该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开放,释放经济潜力,使经济社会尽快从疫情的冲击中恢复过来。长远看,世界各国相互开放、相互合作仍是主旋律。     

新形势下贵州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新内涵、评价及战略构想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在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产业链面临巨大调整等复杂背景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数字经济革命叠加开放战略升级的新形势下,贵州省如何跟随国家脚步,把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格局是当下值得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开放型经济的新内涵出发,根据开放发展新标准从贸易开放、资本开放、生产开放以及制度开放对贵州省开放型经济进行评估,最终提出新形势下贵州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理论机制、典型模式与中国策略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之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平台化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新产业、新效率、新平台,实体经济通过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新需求、新场景、新支撑,二者融合有利于增强创新发展动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全球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政府需要发挥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全力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监管体系等。     

关于江西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江西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针对性地提出江西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力求为把江西省打造成全国数字经济新高地提供资鉴参考。     

因应疫情冲击推进内需导向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科学把握经济形势,分析疫情对区域经济带来的影响,探讨全球“战疫”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应对举措,4月18日,“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五次专题线上研讨会召开,会议主题为“疫情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及对策”,区域经济领域的23位专家就疫情冲击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机器人技术助力城镇型旅游目的地转变的研究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旅游业受到巨大冲击,以"高接触性"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型旅游目的地受损明显。与此同时,机器人技术在疫情期间的餐饮、住宿、健康等服务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城镇型旅游目的地面临客流集中、过度城镇化、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而机器人技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积极作用表明其在餐饮、住宿、旅游导览等领域有良好应用前景,将助力城镇型旅游目的地由"高接触"向"高科技"转变。     

疫情下浙江产业发展的应对与调整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利用体制机制优势,展现出强大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进一步蔓延,从目前看,阻击疫情的上半场胜利已成定局。疫情下,浙江产业经历了复工复产的大考,经受了短暂的挣扎期,复工复产后逐步回归正轨。现已步入阻击疫情下半场,根据国内外疫情变化新趋势,浙江产业发展应做哪些应对与调整,能否将应对疫情产业经济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将决定浙江产业经济健康发展“总答案”。     

王一鸣:数字经济将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近期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人类每一次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变革和发展机遇。在这次疫情中,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展现出强大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基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

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章构建了2011-2018年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以专利申请数量来量化区域创新产出,从融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地促进了区域创新。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及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文章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经济学意义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1%,区域创新产出增加1.05%。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缓解创新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来促进区域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发明型创新、实用型创新和外观型创新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东部和非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文章关于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机制的研究对构建数字经济时代区域创新体系及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在借鉴测度数字经济的国际权威体系的基础上,文章从六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形成2012-2018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数字鸿沟问题。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城镇化和城乡居民相对创业水平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促进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乡村的创业水平,但数字经济发展后期,其会导致"逆城镇化"以及更多提升城市的创业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加强数字经济初始发展阶段对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和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是确保数字经济发展惠及农村居民的重要保障,由此形成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建言。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兼论金融的调节作用

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举措。文章借鉴樊纲等学者的市场化指数测度框架，构建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指数，运用199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房地产为第一视角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显著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在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上金融支持对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这一正向调节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并不适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而抑制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且限购限贷等行政限制类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负向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现有关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的内在动因，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理解我国名义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时变特征——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分析与TV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采用DSGE模型与TVP-VAR模型对"利率调整→股价修复→经济复苏"这一政策传导路径的有效性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结果发现：理论上,名义利率调整可以有效平抑资产价格波动进而带动投资增加,从而稳定实体经济增长,但在实际传导过程中,各变量对利率变动和股价变动的反应却较为缓慢。此外,名义利率调整对股票价格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而股价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却是一个缓慢过程,两者对比鲜明,这从根本上揭示了虚拟经济变化较快而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内生机理。因此,我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应理性看待现阶段的实体经济下行风险,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和经济行为的良性指引作用已经失效,而是由于实体经济对政策调整的反应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     

后危机时代经济健康发展应处理好六大关系

文章认为,后危机时代,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反思我国应对危机措施的得失,分析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特点,审视我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等六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从GDP核算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GDP是各国(地区或地方)反映生产总规模的核心指标。准确核算GDP需要有完整的基础资料和完善的核算方法,前者要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要求设计完整的统计制度;后者要在此基础上分清GDP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关系,再在SNA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各国实际设计完整的核算方法。从GDP核算看,经济交易过程交易物的有用性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生产形成GDP。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机理研究

数字经济为政府治理、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抑制了环境污染是亟需解答的问题。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引入外生政策冲击、替换解释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污染物的降低作用有所差异，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降低效应最明显，工业废水和工业烟尘排放量次之，对PM_2.5浓度的降低效应最小。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绿色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各类环境污染物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污染减排效应相比中、西部地区更大，且数字经济发展仅在东、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文章的内容丰富了有关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是对有关数字经济研究的有效补充，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助力环境污染治理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同时为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数字经济、服务业效率提升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服务经济时代,传统服务业的高成本低效率,拉低了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如何克服服务业低效率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文章探讨了“鲍莫尔成本病”现象下,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服务业效率在其中的关键作用。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服务业效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提出数字拓展型技术可以推动服务业效率提升,且当服务业生产率达到和制造业同一水平时,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增长。实证上,文章测度了2011—2019年中国266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展开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加速经济动态循环、知识溢出效应等路径促进服务业效率提升,从而成为新时代下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中西部城市;数字经济对大城市的影响显著大于小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自身不利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可有效克服结构转型过程中服务业低效率问题。以上结论在系统GMM方法和“宽带中国”外生冲击检验下依然成立。文章研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