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影响当今中国的最大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分析并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的影响,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引领社会思潮,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本文在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后,提出了应对对策:即改变市场万能论的观点;政府须承担应有的社会保障责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及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等。     

新制度经济学缘起之意识形态归因透析

新自由主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价值支撑。新制度经济学充当了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代言人。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制度经济学缘起之意识形态归因主要有：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与福利国家的“破产”、自由主义思潮在经济领域的修正发展、经济全球化大肆渲染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并存、竞争与对立等。对新制度经济学缘起之意识形态归因的透析有助于深刻认识其本质。     

基于芝加哥学派理论的政府经济职能转型研究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对于政府经济职能的争论始终存在,而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状态和结果。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其经济职能的探索也从未停止。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芝加哥学派。文章立足芝加哥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通过对美国、日本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比较,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有益的尝试和思考。     

新自由主义简析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其基本理论观点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宣扬自由贸易,鼓吹全球一体化;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错谬研究述评

本文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范式的错谬、新自由主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及主张的错谬、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不良影响三个层面,对我国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错谬的研究观点,进行了简要梳理和述评.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思潮。该思想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凯恩斯时代"受到冷落,在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涨"时得到兴盛,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世界不断扩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中曾根政权展开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德国新自由主义与德国联邦银行的实践

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流派,但在总体上说不外乎两种倾向：一为国家干预主义,一为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都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而新自由主义多种学说都坚信市场经济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自身具备完善性。德国新自由主义是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其思想核心是在首肯自由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吸收国家干预主义提出的政府调节理论和政策主张。根据新自由主义学说创立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联邦德国银行在西方独树一帜,正是这一模式的产物。     

隐形的翅膀：美国科技创新中的政府作为

市场失灵理论和科技创新的新发展趋势、国家竞争战略的实践，都为科技创新中政府作为的普遍存在提供了较好的注释，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美国也不例外。从投入、产出和政企合作三方面对科技创新中美国政府作为的考察表明：美国对科技创新的政府干预一直存在，并有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融合的趋势；由于政治策略和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需要，美国政府干预具有长期隐形的特点。     

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走向——读刘国光先生《经济学新论》所引起的若干思考

刘国光先生的新著《经济学新论》批评了右倾思潮的错误倾向,主张应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其进行思想斗争。刘国光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完全依靠市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协调发展,必须加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职能,从而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错误倾向予以纠正并对中国经济学加以正确的引导。文章认为,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关键时期,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解决好当前的几个重大问题,即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遏制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的趋势;将经济学领域反错误倾向的斗争进行到底。     

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理论缺陷

本文论述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流行全球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指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它对自由市场抱有极端教条主义的态度，拒绝承认自由市场经济存在任何缺陷和失灵，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政策和社会改良措施。新自由主义与旧自由主义相比没有更多的理论创新，相反，它武断地否定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研究成果，诸如市场经济在微观和宏观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在各种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如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倘若运用新自由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恰恰非常不利于借鉴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研完成果。     

论金融危机时期中美救市政策之比较——以IS-LM-BP模型为探究视角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搭配使用使得以IS—LM—BP模型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大显神威。尽管中美两国的救市政策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路径和政府干预的反自由主义理念,但依然存在不同之处。IS—LM—BP模型并没有过时,运用该模型分析两国救市政策的异同对于我国早日走出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美国金融危机的社会根源及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分析

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席卷全关，并蔓延到世界各地，这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也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其多年经济体制内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外在消耗等。因此，凯恩斯主义回归美国经济生活是必要的。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将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有很大影响，同时也将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论诺齐克与自由至上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理论中一个历史悠久的话题,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既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运动、一种意识形态。自由至上主义是自由主义一种重要的论证路径,它主要指的是一系列能得到大多数社会理论家(如自由至上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赞同的经济学说和道德、政治原则。本文将结合诺齐克的相关思想简要地论述自由至上主义的相关内容。     

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定位——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观察视角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是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依据。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的确定是双方力量均衡的结果,每一次市场的经济波动总会为二者关系的定位提出新的思考。2008年经济危机过程中,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登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后危机时代,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市场呈现出消费需求不足、城市化潜力释放缓慢、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所以面对各类市场需求,在后危机时代,政府应转变治理方式,权力触角逐渐淡出经济领域,让市场实现自我完善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     

Neo-institutionalism is not yet a scientific success: a reply to Barry Weingast

Barry Weingast agrees that the idea of liberalism was crucial fo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though in most of his comment he turns to his own writings mak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rux. Yet institutions in Britain did not in fact change much, the changes had little economic oomph, and underlying property rights were good in numerous economies worldwide since ancient times. An ide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works better: liberty caused our riches.     

贫富分化现象的经济法分析

贫富分化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逃避的顽疾。面对贫困,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的近代法律体系,仅靠诸如民商和行政这样的法律部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因此,需要确定一种新兴的法律部门以保障国家对贫富分化等经济问题进行干预的权力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以授权和控制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并重为特性的经济法。     

Wealth and credit in the Finnish countryside, 1850–1910

Abstract

In Finland, the early phase of industrialisation, that period of transition when trade and industry began to assume modern form, commenced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legislative programme of economic liberalism was implemented: steam sawmills were permitted, the customs system reformed, foreign trade freed from controls and rural trade allowed. The supply of credit to farming was eased by the mortgage credit institute. The Free Trade Act of 1879 was based on completely fre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s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exogenous economic factors, stimulated new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forces.¹     

The great enrichment: a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tific account

The scientific problem in explaining modern economic growth is its astonishing magnitude – anywhere from a 3000% to a 10,000% increase in real income, a ‘Great Enrichment.’ Investment, reallocation, property rights and exploitation cannot explain it. Only the bettering of betterment can, the stunning increase in new ideas, such as the screw propeller on ships or the ball bearing in machines, the modern university for the masses and careers open to talent. Why, then, the new and trade-tested ideas? Because liberty to have a go, as the English say, and a dignity to the wigmakers and telegraph operators having the go made the mass of people bold. Equal liberty and dignity for ordinary people is called ‘liberalism,’ and it was new to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gainst old hierarchies. Why the liberalism? It was not deep European superiorities, but the accidents of the Four R's of (German) Reformation, (Dutch) Revolt,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 and (Scottish and Scandinavian) Reading. It could have gone the other way, leaving, say, China to have the Great Enrichment, much later. Europe, and then the world, was lucky after 1800. Now China and India have adopted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case only in the economy) and are catching up.     

“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的分野与交融

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贯穿于重商主义、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中,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论证了政府和市场走向交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