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 一般的定性分析认为来自香港的FDI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角度论证来自香港的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FDI创造消费需求和推动国内资本形成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FDI带来了东道国本来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扩大了东道国的商品范围,扩展了东道国消费者的选择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     

跨国公司FDI和产业升级：来自广东和江苏比较研究

本文从外资的资本供给和技术外溢的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并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广东和江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FDI和产业升级存在较大相关性,但广东FDI对产业的直接推动作用比较好,而江苏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对第一、三产业,FDI并不存在直接的推动作用。（2）产业和FDI之间的相互作用表明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确实存在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不断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ESP范式和OIL系统的不断协调过程。     

广东、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及其原因分析

广东和上海是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省、市，但由于两地FDI的主要构成不同（广东的FDI以港澳台投资为主，上海的FDI以外国投资为主），因此导致两地FDI在产业分布、投资规模及生产效率方面不同。本文试图从地缘关系、产业关联性及区域发展潜力等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广东省应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优化外资来源结构，将吸引跨国公司投资作为引资重点。     

广东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广东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服务业FDI的总量与结构变动、服务业FDI占全省FDI总量的比例变化和贡献以及服务业FDI增长情况,指出广东服务业在利用外资中尚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偏差,结合我省服务业所面临的新的开放形势,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熵权法测度下广东绿色经济受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促进广东省经济增长"高质量"与生态环境"高颜值"协同发展,本文基于熵权法先测算出广东省2000-2018年间绿色GDP,再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广东省2000-2018年间FDI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外商直接投资是其绿色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于绿色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外贸进出口产生巨大的替代效应,抑制了外贸发展对广东绿色经济的贡献度。     

基于VAR模型的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将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按当年加权平均汇率折算为以亿元人民币为单位,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对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贵州省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促进关系。由于FDI规模较小、行业分布不尽合理,导致FDI对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经济增长对FDI的促进,且作用时滞相对较长。贵州省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优化FDI的行业分布,全面提升FDI的利用效率。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最新

FDI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方面进行：一是基于古典增长提出的“两缺口”模型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二是在内生及新制度增长理论框架内基于FDI“综合要素”的作用，研究FDI外溢效果所形成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国内学者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在沿着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决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比FDI与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之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差异、FDI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如何等方面进行。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基于江苏省与广东省的比较研究

江苏和广东是我国FDI流入最为集中的地区,有关资料显示,两个地区的外资流入量占我国外资流入量的60%左右,同时流入两省2/3的资金流向工业。本文检验了1995～2006年间江苏与广东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检验了FDI外溢效应影响因素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和R&D对外溢效应的影响。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两省利用FDI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并不显著。     

基于GMDH和DEA的中国各省市引进FDI的效率评价

文章首先运用GMDH方法,找出影响引进FDI的主要指标,然后依据这些指标运用DEA方法评价各省市引进FDI的效率。研究发现,影响FDI引进的主要指标包括:铁路里程,出口额占GDP比重,企业所得税占GDP比重,GDP总量,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在引进FDI的效率方面,优势充分发挥的省市是上海、广东、江苏、河南,优势发挥严重不足的省市是甘肃、贵州、青海和新疆。     

金融发展门槛、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方式

金融发展是决定东道国吸收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文章梳理了FDI通过金融市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要素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并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既实证考察了FDI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影响的门槛效应,也检验了FDI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FDI对人均实际GDP的拉动作用会逐渐增加;在金融发展程度较低地区,FDI主要通过促进国内投资及增加物质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中等地区,FDI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两种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地区,FDI既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要素积累来实现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83~2009年广东GDP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广东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正向的,但作用较小,并且滞后期数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     

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核心要素实证分析

欧债危机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形势尚未完全明朗。近年来广东外经贸增速减缓,某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广东外经贸国际竞争力正在日渐下降。面对广东外经贸发展的新形势,指出现阶段影响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并与日本外经贸发展进行比较,定位广东外经贸的发展阶段及各核心因素对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为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提供相应对策建议。     

FDI与浙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84～2006年的时间序列,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的引入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带来FDI的流入;从短期看,FDI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出现了偏离,并且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如长期显著。     

FDI facilitated by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The open door policy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since the 1980s has attracted heav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lows into China and especially to Guangdong (particularly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PRD) and induced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While there exist various classical theories of FDI in attempting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inflow and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FDI flows, limited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effects generated by a core-periphery (CP) relation.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agglomerations on FDI inflows in the context of Krugman’s CP relation (1991) by investigating (1) the formation of a CP relation via gravity model analysis; (2)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industry FDI flows will respond differently in the CP-system, given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3) whether FDI origin and firm scale matter in affecting FDI flows.A database consisting of a population frame of 37,742 firm-level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joint ventures investing in Guangdong in 1998 was use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s of the CP relation have affected FDI flow patterns. While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FDI and sources of investment responded differently to the impacts, smaller firms were found more responsive to the CP-agglomeration settings regardless of FDI by industry type and by source.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P-system to further facilitate FDI in the region are discussed.     

转型期国内外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的对比分析

通过建立协整模型,以1981～2008年广东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结论:国内投资是推动广东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外投资与广东经济增长正相关,但带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最后,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对转型期的广东该如何利用国内外投资提出了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广东省外贸出口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广东省外贸出口与进口、FDI、出口对象国的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名义汇率等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分析了短期中广东省外贸出口量对各影响因素波动的反应。得出结论:长期中,广东省出口额与外国收入、进口额、人民币名义汇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短期内进口额和人民币名义汇率对出口影响较大。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

本文结合人民币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我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地理位置对我国FDI的流入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沿海省份具有相对的地理位置优势,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2场规模与市场潜力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越大,FDI流入越多;3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呈显著地负向关系。劳动力成本越低,越能吸引更多的外资直接投资;4实际有效汇率对FDI流入产生显著地正向效应。实际有效汇率升高,本币贬值,更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对我国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四大经济区为例

近些年来,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了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因为FDI的载体——跨国公司是绝大多数先进技术的创造者,也是全球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的主体。本文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模型,按照河南省四个经济区的城市划分将数据分为三组,分别得出了FDI在不同的经济区产生了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基于分析结果,最后提出了提高FDI在河南省工业部门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