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基于要素性质的分析

“越发展越贫穷”，这一源于发展的理论命题，自巴格瓦蒂提出后，已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重视。本文基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性质的新假定，对如何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分析，认为在要素流动的条件下，一国通过要素的培育和提升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贫困化增长“陷阱”。     

健康城市化的响应机制及指标体系——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诸多不健康的城市及区域发展问题对现有的城市化模式提出了挑战。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赋予了城市化新的内涵,也使如何在新形势下通过包容性增长促进健康城市化成为了政策要点。在厘清健康城市化与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包容性增长是推进健康城市化的新机制,并根据"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框架,从包容性增长的健康城市化响应机制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析,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并以"泛长株潭"地区为例,综合分析了该地区健康城市化的基本情况与提升方向。     

跨国公司的群居机制与落后地区的引资政策

尽管所有的区位都有某种生产活动,但只有部分区位能吸引FDI,FDI比其他生产方式在空间上更“扎堆”,形成地区性集聚是绝大多数外资企业的归宿。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的FDI投资具有群居特征的机制,并对落后地区吸引外资的政策力度进行了分析。     

基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研究。大多数评价需要在建立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而建立一个合适的综合指标体系,首先要明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一、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具有综合理论社会经济范畴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     

中国乡村振兴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基于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样本数据,构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权重,并对各个省份和四大区域进行排名,以评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综合指数较高的省份基本集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有很强的区位优势;综合指数较低的省份基本集中在西部地区,城乡联动发展受限,产业辐射效应不明显,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点和潜力点。此外,从各个子系统来看,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未来中国需要在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和设定地区考核指标等方面做出调整。     

论我国医患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

近年来,我国医患双方上升到了水火不容的矛盾地步,全国各地医患纠纷的案件逐年上涨。究其原因,在于现行的解决机制效果不佳。本文从我国医患纠纷的现状、解决机制局限性入手,提出构建我国医患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若干设想。     

上海:建立合理的物业费增长机制迫在眉睫

<正>样样都在涨价,为什么物业费不能涨?就是因为物业费不是由市场、物价部门、行业协会决定,而是由全体业主决定的。今年的上海最低工资又调整了,从1620元增加到1820元,涨幅为12.3%,为全国最高。广大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自是一片欢欣。不过,几家欢乐几家愁,最低工资调整后最烦恼的莫过于物业服务公司了。物业服务公司聘用的秩序维护员、保洁工,大多是领最低工资的,除了工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保险,一样也不能少,一样同比例上涨,人力成本的支出一下子上升了12.3%。     

中部地区6省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与分析

建立了用于进行经济增长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借助于递阶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中部六省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并以北京为标准,评述了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以及仍然存在着的不足。     

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内部控制评价对于强化高校内部控制是十分重要的,而进行内部控制评价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则是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要建立科学的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从高校内部控制的要素入手;再根据高校内部控制要素,构建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可以对高校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价。     

上海市FDI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是全国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也是全国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的城市之一。文章通过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检验三种方法,对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层层论证分析,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没有发现上海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文章建议:要充分发挥上海“增长极”的功能,需要对这些经济增长因素进行进一步优化。     

基于力学理论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层次性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的总体业绩与其现时的绩效以及管理者的功绩并不相同,分别相当于物体运动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层次。企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也应该据此进行层次性分类,以适应国家宏观调控部门、潜在投资者和内部管理者的需要。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实践来看,相对于我国现有的外资规模,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质量及其指标体系初探

将经济增长从依靠投入、追求数量的增长逐步转变为注重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和目标追求,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又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文章立足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参考借鉴了德国稳定增长法所设立的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4大指标,提出了建立与国际接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初步构想。     

FDI溢出效应对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2000年到2010年陕西省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FDI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产生的溢出效应会使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43个百分点。由此提出通过FDI溢出效应这一渠道来提升陕西省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如增强经济实力,扩大对外开放,完善市场环境,建立企业集群等。     

区域经济增长与FDI技术溢出: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本文将京津冀三地198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割为1980-1992年、1981～1993年、……和1991-2003年等12个时间段，滚动检验FDI经由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995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以1995年为拐点，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自1995年起京津冀都市圈的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已经偏大。同时，本文还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的几个时间段进行了Granger因果性检验。最后，本文从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结构变迁的动态影响，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变动，跨国公司与当地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变化等方面解释了在短期和较长时期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     

基于增长路径分析的物流业增长动力机制研究

建立了物流业增长路径模型,分析了物流劳动力投入、物流物质资本投入、物流人力资本投入、物流技术进步水平、物流制度变迁状况对物流业增长的作用,得到了物流业增长的动力机制。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电子商务企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

电子商务企业的风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企业的发展,本文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法对电子商务企业的风险进行识别,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电子商务企业的风险进行评价,并在对电子商务企业风险识别与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电子商务企业的风险防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