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化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运用我国数据构建经济金融化指数,以此衡量我国经济金融化的态势及波动。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指数能够较好反映我国经济金融化情况,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化稳步上升,兼具阶段性波动,这与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宏观政策紧密联系。本文还运用所构建的经济金融化指数、银行微观数据以及其他宏观数据,进一步研究了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U型影响机制,即经济金融化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过度经济金融化则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同时经济金融化对全国性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比较显著。     

外部冲击对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的影响

本文以2005年1季度至2013年4季度中国14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PVAR模型研究经济增长、资本充足率管制、市场预期和货币政策等银行外部因素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动态冲击效应及其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的影响最大,且能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波动;经济增长能在半年内显著改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影响,而市场预期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因此,应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并重视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维护金融稳定。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第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2018年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可以通过成本渠道降低城商行因发展普惠金融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商行亦可以通过主动布局金融科技降低其因发展普惠金融而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     

"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有效性 ——基于我国商业银行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2017年的微观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在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和抑制经济顺周期波动方面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在经济上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信贷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超调现象。在经济下行期,弥补了货币政策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不足但容易出现政策抵消现象。因此,要在健全货币政策框架、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促进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提高双支柱宏观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前瞻性与稳健性。     

外部冲击、金融业开放与“双支柱”调控

面对高度复杂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如何设计政策组合以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构建一个具有金融业开放特征的多部门DSGE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的作用机制与福利效果,并讨论金融业开放水平对汇率制度选择与政策协调搭配的影响。研究表明：为应对外部冲击,中央银行对汇率波动进行管理的力度需要随金融业开放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加大。同时,金融业开放水平越高,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银行资产负债表以稳定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效果越好。进一步地,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搭配使用不仅可以带来显著的福利改进,而且能够降低央行对汇率波动的最优管理程度,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从而为实现金融业开放、汇率市场化以及国内经济恢复等多重目标创造条件。     

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上市银行为例

近年来,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深刻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状况,一方面,金融科技冲击商业银行,增加了银行的风险。另一方面,金融科技助推银行发展,降低了银行的风险,因此,研究上市银行在金融科技发展下的风险承担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尝试研究了金融科技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理论层面出发的同时,运用实证方法对理论结论进行验证,先通过文本挖掘法构建fintech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再选取股票波动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名义GDP增速、货币供应量增速、前四大银行资产占比、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和银行总资产作为控制变量;利用37家上市银行2010-2020年的年度数据,通过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研究fintech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呈倒“U”型。据此提出建议：在金融科技的发展下,银行应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科技协同发展,监管机构要加强金融监管,政府机构应大力支持改革,促进经济长期发展。     

“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构建了包含宏观审慎政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D-L-M模型,基于中国28家商业银行2009-2020年面板数据,研究“双支柱”政策、跨境资金流动和银行风险承担的互动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有负向调节作用;存在“双支柱”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协调效应,宏观审慎政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跨境资金规模增长和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强化该协调效应;跨境资金流动周期对“双支柱”政策的协调效应存在非对称影响,在跨境资金流动上行期,“双支柱”政策协调效应更佳。     

“双支柱”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和协调作用

为研究“双支柱”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银行的政策效果,本文基于我国59家商业银行2010—2020年的年度经营数据,以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指标,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对不同风险水平下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结果显示:宽松货币政策会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可显著降低中高风险水平的银行风险承担,但对低风险水平银行作用不明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高风险银行中存在政策协调性,且这种协调作用在地方性商业银行中更加显著。因此,我国应加强对低风险银行的关注,弥补政策漏洞,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     

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竞争—稳定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Abiad等的研究成果测度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选取2004—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Cr指数和Z-score度量市场竞争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分析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指数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相关,支持竞争—稳定性理论,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金融自由化指数与银行风险承担影响较为显著。因此,我国应强化金融制度建设、改进金融监管技术、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强度和金融运行效率。     

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路径及门槛效应研究——基于122个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有效抑制金融波动是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0—2019年122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会加剧金融波动;房价和股价上涨、银行风险承担程度上升和汇率波动构成其影响路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制度质量的改善以及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削弱资本账户开放对金融波动的影响。对此,文章提出实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重点监测银行风险和完善制度安排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