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村与微治理:村民小组治理何以有效?——基于涉农项目落地的多案例考察

最近几年来,"项目进村"的微观治理实践备受关注。其中,"项目进村"的实质是"公、共、私"三种不同治理资源的叠加调适,村民小组作为"共"的载体,其运行机制和效能的发挥具有"微治理"的典型特征。文章通过对这三则涉农落地案例的实地考察,发现政府项目资金与村组现实诉求之间关联程度构成了村民小组治理的叙事情景,村民小组适度的治理规模为低成本达成社会共识找到了组织基础,村民小组历时过程中形塑的熟人社会"情"与"理"的治理逻辑推动社区问题的解决,中农经济兴起、中农群体壮大是村民小组治理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要素。在"项目制"日渐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配置、调动、利用资源的当今农村,村民小组应当成为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阶段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的着力点。     

国家资源输入与村民自治——抑制还是促进？

随着国家资源输入农村,其治理效果日益成为政学两界的争论焦点。基于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村干部主动性和村民主体性两个维度考察了国家资源输入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国家资源输入显著提升了村干部主动性,对村民主体性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随着不同类型项目资源进村而凸显其异质性,其中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类项目进村对国家资源输入治理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文化娱乐和组织发展类项目进村未能显著促进村民自治效果。第三,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会随着资源输入力度的增加而增进,并且,在中部地区、村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平均值和未实行“一肩挑”的村庄,国家资源输入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第四,国家资源输入通过干群互动机制、正向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提升村干部主动性,从而提升村民自治效果。文章为坚定外生性资源输入向村庄内部有效治理转变的信心提供证据,为引导国家资源输入激活村民自治提供启示。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视域下,资源匮乏地区富人治村的生成、运作及其后果。通过对华北平原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其次,富人治村从治理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治理任务与治理过程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不完整政权"下的村级治理;最后,乡镇政权实现了从依赖中坚农民到依赖富人参与的转变,导致原本就不完整的政权随着富人垄断村庄政治和制衡乡村关系而进一步削弱。本文实现了富人治村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研究视域上从基层民主自治到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转向,二是研究场域上从资源密集地区转向资源匮乏地区的转变。     

交互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机理——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的理论解读

交互嵌入是两个系统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双向联结,实现行动协同、功能互补、同向发展的社会过程。在交互嵌入视角下,以纯农业村庄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为样本的理论分析表明,积极推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关系和认知等方面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主动嵌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在诉求、行为和精英等方面对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嵌入,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集体理性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不失为后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积累和发展模式优化的有效途径。     

资源输入与合意生成——基于湖北S村公共品实施的经验

税费的取消改变了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国家主要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但项目落实过程中容易产生意外后果,项目资源遭到损耗。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湖北S村落实的公共品与村民需求相符,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让村民参与协商,公共品的实施过程公开化、规范化,并积极回应“钉子户”问题,这提高了村庄承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村庄有效承接资源的关键在于合意的生成,乡村干部之间以及村庄内部在制度监督和关系动员中形成相互合作的行动状态。     

农村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基于鲁西南蔡庄村的个案研究

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应研究重点关注经济效应和治理效应，有必要拓展社会效应研究。本文运用社会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以鲁西南蔡庄村为例，探讨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社会效应实现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面对行政动员强激励和项目资源零输入，农村基层组织引进劳动密集型企业，有效推动了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第一，在产业规划阶段，农村基层组织自主选择适宜村庄自身条件的产业类型，通过开会议事与社会动员机制整合村庄内部资源并对接外部生产要素，实现对党员和群众的再组织化。第二，在产业运行阶段，加工厂生产管理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并与农民家庭生计生活模式相适配，进而形塑村庄社会结构和巩固农民家庭结构。第三，在产业收益分配阶段，集体收益用于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民间社会组织建设，形成以行政村为供给主体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个案村庄以内生型集体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为项目资源匮乏型村庄实现产业振兴提供了启示。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村庄发展是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文以W市M村的个案调查为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村庄衰落,村集体需要整合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以促进村庄发展。"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是对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的概括。村集体通过"筑巢引凤"、进行土地流转、申请项目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失地后的退养与劳动权诉求、做好村庄整体规划,"经营村庄"才得以实现。通过村集体的中介机制、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等三个机制,"经营村庄"最终能够有效运行。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有为集体"大有可为。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着力点分析

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加快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更高效地回应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诉求,是在乡村振兴目标下加强农村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建设仍面临诸多问题,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的法治文化环境,提升司法公信力与执行力,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打造优质的人才队伍,为农村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G村为例,结合乡村现实场域,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了包括县级政府、乡镇政府、村干部、村民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贫困治理中的多重摩擦和调适。研究表明,第一,在精准扶贫的基层实践中,县、乡之间存在着财权管理者与事权承担者的摩擦,县、村之间表现出资源分配者与资源竞取者的摩擦,政府与村民之间有着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接受者的摩擦,同时作为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村干部则需协调双重行动逻辑。第二,为推进贫困治理工作,这些主要利益相关者运用各自的策略在部分摩擦方面实现了调适:在贫困治理政策宣传中,通过基层政府正式传达与村干部非正式沟通的结合,实现了政策动员;在贫困治理政策落实中,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通过"跑项目"与整合使用项目资金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灵活变通"来推动产业扶贫实践;在扶贫检查中,自查中的"合谋"与抽查中的数字化评估削减了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摩擦。因此,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应注重回应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并构建和完善相关协调机制,从而降低摩擦成本,实现各自调适行动的效率最大化。     

国家与社会生活:农民上访的一种理论解释

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争主流社会的武器,为他们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老年人参与和乡村治理有效:理论建构与实践机制

人口老龄化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社会治理领域研究热点。故此,本文在综合交叉基础上提出老年人参与如何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这一研究问题。首先,从效果、效用和效率三个层面来阐释治理有效性,并以内生发展视角来对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进行理论建构。其次,通过实地调研和政策文本梳理指出,老年人通过担任村干部以优化治理队伍,动员关系网络以链接治理资源,参与村庄建设以减少治理成本,生产老年福利以搭成治理伙伴等实践机制来提升乡村治理有效性。最后,提出了优化老年人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建议。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项目制实践与基层治理结构——基于中国南部B县的调查分析

中国基层大规模的项目制实践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南部某县项目制实践为个案,从参与主体互动的角度,呈现项目制实践中的基层治理结构。研究发现,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三大机制主导了项目制实践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其中,政治机制反映出县级政府政治意志贯彻及其对分散的部门项目资金的整合;行政机制代表着项目制实践中县涉农部门的方向性合作以及乡镇政府地位的边缘化;治理机制意味着县级政府部门在项目制实践中与村庄社会的选择性对接和上下联动。三大机制统合作用,形塑当前项目制实践中基层治理的"扇形结构",其背后反映出项目资源非均衡供给、项目制实践与典型治理的耦合以及国家与村庄社会关系调整等多重现实。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产业扶贫场域内精英俘获的两重向度

在"五个一批"精准脱贫实现途径中,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村庄调研发现,农村社会分化带来的扶贫主体缺失、运动式治理带来的扶贫开发的悖论和"条块分割"管理带来的权责不匹配给精英俘获提供了社会基础、制度基础和组织基础。在基层产业扶贫实践中这种精英俘获表现为两个向度:基层政权选择性治理带来的"被动俘获"——村庄向度上的俘获精英;项目制实践运作中,精英相互合作主动俘获扶贫项目资源——个人向度上的精英俘获。前者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遵循的是地方政府科层制的关系理性;后者则体现为自下而上反控制的经济理性,遵循的是乡土社会的实践逻辑。     

基于行为选择视角的农地细碎化治理比较分析——对安徽省“一户一块田”模式的考察

我国农地细碎化的现状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当前主要存在土地流转、土地整理、自愿互换等三种农地细碎化治理模式。研究基于行为选择的视角,对上述三种模式从行为目标、行为选择及治理效果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现有模式治理农地细碎化效果欠佳,其原因在于政府、农业企业、农村集体以及农户等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和行为选择存在多元化和不一致的特征,农村集体的所有权主体身份未能得到体现。在对安徽省首创的"一户一块田"农地细碎化治理模式的考察中发现应当充分发挥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作用,将农村集体和农户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核心主体。"一户一块田"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层面的农地细碎化问题,实现了我国农地分配的帕累托改进。     

要闻速览

高层信息农业部将实施百县万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农业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从今年起在全国500个县、10000个行政村实施百县万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计划每年组织专兼职培训教师进村12万人次,系统开展技术培训300万人次;进村播放广播电视等媒体资源,收听收视的农民至少达到1000万人次;每年培养具有中等及以上学历的实用人才2万名,绿色证书学员30万人。我国将在农村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科技部、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日在京签署“中国农村科技扶贫创新与长效机制的探索”项目文本。该项目将在我国农村推…     

宁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经验与启示

正宁德地处福建省东北翼沿海,土地面积1.34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52万。全市下辖9个县(市、区)、125个乡镇(街道)、2135个行政村,80%的村庄位于海拔350米以上的山区地带。近年来,宁德市学习借鉴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做法,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垃圾治理行动、农村污水治理行动、农房整治行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