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农民工城镇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基于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仍然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外出农民工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女性外出农民工。本文使用2011年和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外出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在2011年,男性外出农民工的"三险""五险"和"五险一金"的参与率均低于女性。到了2016年,外出农民工整体城镇社保参与率有所提高,且性别差异呈现缩小趋势。"社保选择模型"揭示了男性的参保倾向较低,使得女性社保参与率比男性高,但是,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进一步证实就业特征的差异(女性处于弱势)使得社保参与率的性别差异显著缩小。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异质性培训、技能分化与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决定

本文在划分通用性和专用性技能培训后,基于CHIPS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对培训在农民工工资决定上的作用及其代际变化做了经验上的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培训总体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显著提升效应。相较于未培训的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平均提高了60.94%。不同类型培训会因所形成的技能分化而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具体说,通用性培训无法有效促进农民工的工资增加,专用性技能培训则具有很强的工资促进作用。农民工内部虽已代际分化,但培训的工资决定效应没有因此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认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专用性培训应成为当前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最主要策略。     

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工资性别差异之比较分析——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数据:2006～2008年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的工资性别差异,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都存在较明显的工资性别差异,并且其差异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拉大;性别歧视对农民工及其各职业群体的工资性别差异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这种解释力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增强,而人力资本因素和组织制度因素也为农民工的工资性别差异提供了部分解释力,但其解释力随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弱;另外,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与职业群体内工资性别差异和工资性别歧视程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及其变化态势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教育、保留工资与不同户籍外来工的工资差异——基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问卷调查

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外来工(城镇工)的工资差异较少受到学界关注。本文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仍然比城镇工低10.4%。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人力资本与职业特征变量共解释了组间差异的64.4%,在已经解释的部分中,教育贡献了64.9%;未能解释的差异占35.6%,可视为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差异。在引入保留工资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城镇工低5.35%,被解释差异增加至85%,而教育的解释力大幅度下降。本文认为,较低的受教育水平和保留工资是导致农民工工资低于城镇工的主要原因,而农村生活环境和教育水平较低又是导致农民工保留工资较低的主要原因。     

健康权益可及性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证据

务工地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不仅可保障这一群体在务工过程中的身体健康与生存安全,更有利于帮助其通过补齐健康"短板"以提升劳动供给能力。本文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借助2017年流动人口专题调查数据,重点运用熵均衡匹配等估计方法,实证检验健康权益可及性对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健康权益向农民工的惠及对这一群体的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劳动供给强度上,参与务工地医疗保险可显著缩短农民工的周工作小时数并减轻其劳动压力;在劳动供给效率上,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小时工资率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尤其是医疗保险对其单位时间收益率的提升效应非常明显。此外,农民工健康权益的劳动供给效应存在一定的个体特征差异和分布异质性。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企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议价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以及禀赋异质性特征下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用工企业雇主相比,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明显较弱,在双方议价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比市场"公平"工资低24. 96%。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弱势尤为突出。禀赋特征对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有一定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其实际工资水平的下偏程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迁移状态也是影响农民工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更强,他们的工资所受到的挤压程度更低。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企业中农民工人力资本收益权不完全实现问题分析

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收益权问题得不到保障,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非常普遍.本文从企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比其付出的劳动价值低和农民工劳动后不能及时得到企业老板付出的工资回报两方面来分析农民工的收益权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     

基于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的农民工培训需求代际比较研究——来自四川省1135个样本

本文采用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的方法对1980年前后出生的两代农民工的培训需求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农民工农民工群体在“是否参加过培训、参加培训的目的、类型,以及期望的培训内容、形式、时间、费用”等问题上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性 、扩大农民工培训政策的覆盖面、以需求为导向转变农民工培训方式”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

本文在对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其工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7个地级市在城农民工的调查资料,并对比CHIP数据,探讨了农民工人力资本与工资关系的性别差异及户籍地差异。结论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其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教育收益率仅达到了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与其年龄及工龄呈"倒U型"曲线关系,达到最大工资水平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工龄分别为41.4岁和17.3年;只有在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上农民工才会呈现出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但教育收益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户籍地差异;农民工工作时间与其工资水平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最后,家庭规模、城市环境等因素也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产业转型背景下中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流动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本文运用江西省赣州市和宜春市工业园区的16家企业的390名务工人员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累计外出打工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可能发生就业流动;农民工对就业培训和讲座关注度越高流动性越大;男性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就业流动倾向;农民工对当前工资的满意度越高流动性越小;农民工就业地区的产业转型度越低流动性可能会越大;年龄小的农民工更愿意流动;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民工流动性越大。     

中国农民工城乡双锁定工资决定模型

本文基于中国现阶段农民工涌入城市谋生并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实际,耦合了他们在城市打工和在农村务农的工资决定机制,认为被忽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失业并存"这种类型将形成农民工"城乡双锁定"的工资决定模型。本文由此刻画了一种即使在劳动力可流动的条件下也会出现并且仅靠市场化无法有效消除的新城乡二元结构。同时,该模型还为诠释农民工的低工资现象以及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加班或不加班:农民工的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本文采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发现工作时间的延长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但其工资率却呈下降趋势,这和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不符。为解释这一现象,使用终生效用函数和客观约束条件的消费—闲暇选择模型,通过对消费和闲暇跨期效用替代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负向关系源于农民工无法突破以低工资率为特征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成立条件不被满足。低工资率进而低收入使农民工更偏好收入而非时间灵活性,而为增加收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高工资率的工作岗位前提下,他们除了加班并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率之外别无选择。     

性别差异视角下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西部6省(市)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河南、湖南、贵州等6个省市的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来探讨不同性别的返乡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合同以及就业地点等多个方面稳定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文化水平、培训次数、与县城的距离以及现有的存款始终是影响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的关键因素;直系亲戚是否有村干部、寻找工作渠道对男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儿童的数量、与村干部的关系、寻找工作的渠道对女性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最后从缩小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的性别差异和促进返乡农民工稳定非农就业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农民工融入城市行为分析——基于1632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状况及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辽宁省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去向进行分析,从而为她们的城市就业状况提供素材。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总体比较差,表现在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工资低等方面,受教育年限是影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就业去向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工作年限次之。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基于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问题是这一群体在逐渐发展事业和建立家庭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从角色冲突与补偿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比第一代农民工性格特征的差异之处,揭示不同工作与生活状态下的湖北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的特点,具体展现其冲突的产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提供可参考性的对策和机制,为企业的和谐关系建立以及员工的职业发展另辟一条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