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运用重心理论、泰尔系数和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从时空两个维度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的整体演化、地区差异和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收入持续增长,绝对差异增速放缓,相对差异逐年缩小,入境旅游更易受到特殊事件的影响;旅游经济重心持续向西南方向移动;西部内差异和东部内差异分别是造成现阶段长江经济带国内和入境旅游差异的主要原因;国内旅游呈现南部优于北部,东西部优于中部的局面,入境旅游则表现为东部主导地位无法撼动,中西部均出现阶梯式差距;经济基础、交通可达性和旅游资源禀赋是长江经济带国内旅游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交通可达性、接待设施水平和经济基础深刻影响着入境旅游。     

长江经济带智慧林业建设投入产出效率的研究

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智慧林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模型对其投入产出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其真实的投入产出效率小幅度被低估,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会增加林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林业信息化投入和林业用地面积的投入冗余,研发水平的提高可以节约上述三种资源的投入,地区GDP的不断提升会对林业信息化投入和林业用地面积投入产生冗余现象。针对研究结果,从发展方式、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

探究区域"三生"功能共生融合效应是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为例,在构建"三生"空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和2015年长江经济带"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特征,并通过Moran’s I指数对其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好,呈现出由轻度失调到基本协调的波动上升趋势;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明显区域差异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但其差异逐渐缩小;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集聚效应,高—高聚集区集中在长三角地区,低—低聚集区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内陆省份。     

基于环境绩效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水效率

使用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投入导向的超效率DEA-CCR模型,测算含有非合意产出的全要素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利用Malmquist指数对全要素工业水资源利用率进行分解,分析工业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和降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全要素工业水资源利用率进行收敛性分析,判断各地区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省(市)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差距明显,下游地区最高,中游地区最低;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工业水资源利用率总体呈提高趋势;科技进步是推动全要素工业水资源利用率提高的主要因素;长江流域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呈收敛趋势,省(市)工业水资源利用率差距在缩小。     

多维视角下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消费贫困、收入贫困以及教育贫困三个维度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的主要指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地区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分别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门槛特征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有效减缓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且其减贫边际效用呈逐渐递增趋势。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教育贫困的减缓作用并不理想。相较之下,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能有效减缓教育贫困。此外,通过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浙江省、北京市和上海市这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关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构建多维减贫指标体系，测度2000—2020年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多维减贫动态变化，系统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与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方法：指标评价法、综合扩张指数和脱钩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成效显著，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县域单元多维减贫指数均值分别为0.134和0.186，经济减贫指数明显高于社会和生态减贫指数；（2)集中连片特困区建设用地扩张先缓后快，局部区域扩张迅速，但整体以相对稳定型扩张为主，2010—2020年扩张明显加快，缓变型和快变型呈现组团化分布；（3)研究期间集中连片特困区减贫指数与建设用地扩张指数以较理想型的弱脱钩为主，强脱钩县域单元数量由2000—2010年的131个减少为2010—2020年的10个，与之对应的弱脱钩县域单元数量则由369个增加到486个，有效体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方式的转变。研究结论：特困区减贫动态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存在密切关联，县域土地城镇化有助于增强特困区内生发展动力，后扶贫时期特困区需推进建设用地由增量扩张向存量调整的高质量发...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及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

［目的］从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两个方面,阐释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分异特征以及生产率增长来源,以期为提高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质量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方法］文章基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利用MinDS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相结合的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纯技术变化（PTC）、规模效率变化（SEEC）和规模技术变化（SETC）4个部分。［结果］（1）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水平较高,且呈不断增长趋势,下游地区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高于中、上游,且中、上游与下游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 （2）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以3年为1个周期,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其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提高; （3）长江经济带下游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其中,下游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纯技术进步,中游是纯技术效率改进、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上游则源于纯技术效率改进、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提高。［结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需制定差异化政策,以调整农业增长模式,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组态路径研究

研究目的：揭示21世纪以来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规律,深入辨析其效率提升的复杂组态路径及演变。研究方法：Super-SBM模型、基于fsQCA的组态分析。研究结果：（1）2000—2021年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效率水平,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区域内演变趋势存在明显差异。（2）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提升路径可归纳提炼为技术主导下资源—经济驱动、政策助力下资源—技术驱动、资源与经济双元逻辑下技术—政策驱动3条组态路径。（3）研究期内高水平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组态路径呈现明显的时空演变,且核心条件间存在替代效应。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是一个受“资源—经济—技术—政策”复杂系统因素交互影响的组态问题,针对长江经济带异质性区域的效率提升应注重路径措施“整体谋划”和“因地施策”,并从生态补偿、技术扩散、环境规制等方面强化流域间耕地保护利用政策的联动协同。     

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时空分异及空间效应

目的 研究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的时空分异规律,探究影响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的主导因素,以及各影响因素的真实空间交互效应,以期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 （1）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呈波动增加的态势,对全国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各省份粮食生产状况差异较大;（2）粮食高产市域数量增加,粮食生产重心向东北偏移,生产空间分布呈西南—东北趋势,整体呈收缩集聚态势;（3）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直接效应来看,土地规模、化肥投入、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结构调整对当地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规模和人均GDP水平对当地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产业地位对当地粮食生产的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来看,土地规模、劳动力规模和人均GDP水平具有溢出效应,对相邻地区粮食生产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因素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结论 长江经济带粮食生产空间集聚日趋明显,要继续加强高产集聚区域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提高高产集聚区域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也要适当引导其他区域积极发展粮食生产,防止“去粮化”现象发生。同时,各区域要发挥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要素互补,并基于市场机制来调节长江经济带粮食供给与需求,以实现区域内粮食供需均衡。     

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目的]为了解决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明确区域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发展状况,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的目的。[方法]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例,运用核密度分析、地理探测器及空间计量模型,对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度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空间上,非农化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协调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中心城市,非农化发展不协调的城市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协调度高值集聚区,极化效应明显:成都市、资阳市、眉山市、内江市为成渝城市群的极化中心,武汉市、咸宁市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极化中心,南京市、无锡市、苏州市、扬州市、上海市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极化中心。下游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联动协调趋势不断增强,处于高度协调状态;中游地区人口非农化相对滞后是影响非农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上游地区人口非农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和产业非农化,是导致上游非农化协调度过低的直接原因。[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与地理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政府决策行为是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主导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以上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城乡要素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对策

［目的］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时期,农业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向高质量阶段迈进。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对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问题进行综合系统探究,对推进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基于当前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现状和学术研究前沿,从绿色发展的视角系统探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果］（1）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呈现出主要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经济总量双增、农业比重持续下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活跃、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较快、农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等特征。（2）长江经济带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粮食供需形势严峻、区域发展不均衡、资源约束趋紧、农业面源污染加剧、生态系统脆弱且退化明显、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布广等问题。［结论］新时期,长江经济带要从巩固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严格保护水土资源、综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养护修复生态系统、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等6个方面着手,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省域农业比较优势分析及协同发展对策

[目的]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的优势条件及限制性因素,以及各省域农业比较优势,为长江经济带农业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用实证分析法,采用农业相对比重指标(AG)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标(RCA)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相对比重和比较优势进行深入剖析,并分析了近几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域农业的相对比重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结果]长江经济带整体农业占其经济总量比重较低,农业相对比较优势不明显;各省市的农业比重和相对比较优势差异明显;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农业比重和比较优势波动平缓,甚至有略微下降趋势。[结论]应加强各省域农业部门合作,做好发展规划,强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农业布局;利用辐射效应,加强农业发展要素流通;积极创新农业发展新业态,建立农业协同发展激励机制。此外,完善和统筹长江经济带区域农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沿江省市农业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必要保障。     

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长江经济带耕地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目的]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的示范区,区域内耕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不可忽视。对区域内耕地生态补偿进行量化测算,以期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文章在综合考虑区域内各省市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区域内11个省市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耕地生态足迹等进行量化测算,通过引入耕地生态超载指数,最终建立耕地生态补偿量测算模型得出区域内各省市耕地生态补偿量。[结果]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总体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尚有盈余,全区域共可获得200.05亿元耕地生态补偿费;长江经济带下游、中游、上游3个片区所提供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量之比约为3∶3∶4,而产生的耕地生态足迹之比约为4∶3∶3;长江经济带区域内主要的补偿省份是浙江,需补偿247.25亿元,主要的受偿省份是云南,可受偿167.13亿元。[结论]长江经济带区域内耕地生态服务与生态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位"现象,应建立该区域内省际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经济发达的生态输入区应优先对生态输出区进行补偿。     

近10年长江经济带多尺度耕地利用变化特征

[目的]研究长江经济带耕地利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辅助跨区域耕地保护与管理、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方法]基于合作博弈赋权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利用耕地规模、投入和产出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近10年多空间尺度变化特征。[结果](1)2005~2015年期间长江经济带耕地规模指数、投入强度、产出能力均呈现增长态势,增长比例分别为8.98%、124.27%、18.81%。(2)长江经济带不同尺度耕地利用变化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上游耕地规模指数增长20.26%,中游地区耕地投入强度增长明显,下游地区耕地规模指数下降3.86%,但耕地产出能力提升显著。从省域尺度上来看,"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一带耕地规模指数增加明显,云南、安徽、贵州和四川4省耕地投入强度的涨幅超20%,四川、安徽、江西、江苏省耕地产出能力增长明显。地级及以上城市尺度耕地规模指数、投入强度和产出能力呈"大范围增长,局部小幅降低"格局。(3)地级及以上尺度耕地规模指数、投入强度和产出能力变动关系错位明显。[结论]大区域多尺度耕地利用变化特征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的深层次动力机制,是有效推进跨区域耕地利用与保护、统筹安排农业发展布局和助力流域乡村振兴的重要参考。     

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38市的DEA与fsQCA分析

目的 测算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取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方法 文章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38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探究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其次运用fsQCA分析方法,探究5个前因条件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结果 （1）显示自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持续性,技术进步呈现退化趋势,但效率改善明显,技术进步与效率内部出现波动性特征,且增长驱动模式具有地域性特性。（2）长江经济带具有2条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路径,H1：财政支持—信息对称—结构合理驱动型,H2：财政支持—交通便捷驱动型,同时明确3条非提升路径。结论 提出增强财政支农力度,重视农业劳动力外流现象,因地制宜制定农业发展政策以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兼顾水质与水量的长江经济带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时空格局

目的 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当前农业水土资源匹配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水量,往往忽视了农业污染问题,因此文章研究兼顾水质和水量,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揭示农业水土资源匹配的时空演变特征,为缓解农业水资源的供需矛盾、优化水土资源配置等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综合考虑灰水足迹与农业用水,构建水土资源匹配系数,并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法揭示水土资源匹配的时空变化格局。结果 将农业污染纳入水土匹配测度不仅对整体水土资源匹配类型影响较大,对水土资源匹配类型的数量和空间分布影响也较大：（1）在时序上,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匹配系数在小幅下降后处于稳定状态;匹配系数平均值为1.04,保持相对均衡的状态。（2）在空间上,四川、重庆、湖南等地水土资源匹配较好,并且四川等地呈持续向好的趋势,然而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却恰恰相反。（3）水土资源匹配较差的地区多表现为双重型缺水,主要分布于云南、湖南等地,并且该类型在下游减少、上游增多;水量主导型缺水区主要分布于贵州、江苏等地,而水质主导型缺水区主要分布于湖北、安徽等地。结论 有必要将水质与水量同时纳入水土资源匹配评估体系中,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匹配程度提高,总体上空间格局较稳定,但是区域差异明显;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重型缺水”;明确各地区的缺水类型为提出针对性的调控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可以通过合理调控生产要素投入、调整作物种植结构等措施,降低农业水土资源不匹配的风险。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与空间分异研究

目的 扶贫的效率问题,始终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方法 文章以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对贫困县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和空间分异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研究发现：（1）总体上看,新疆27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介于69%~75%。（2）从时间发展演进来看,2014—2018年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呈短期波动、大体增长态势。（3）从空间特征分异来看,疏勒县、察县等9个县属于潜力型;莎车县、英吉沙县等7个县属于朝阳型;洛浦县、巴里坤县等3个县属于黄金型;阿合奇县、阿图什市8个县属于衰退型。（4）从投入产出效率来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投入冗余集中在农业人口规模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现有投入水平下,新疆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效率在人均GDP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产出效益比较低。结论 为提升扶贫效率,针对4种不同效率形态,对精准的扶贫优化策略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