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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2017,(12)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劳动力市场理论,构建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及其维度结构与城乡类型影响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分析框架,并基于2014年浙江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即农民工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强化信息传递和缓解就业歧视,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内部各个维度对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差异在不同人力资本类型间存在区别;农民工城镇型社会资本对其人力资本回报率的正向影响强于乡村型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失灵具有一定缓解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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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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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外出迁移会形成一定的人力资本积累,回流农民工人力资本有别于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回流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与效果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采用调研数据,首先分析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家乡社会资本及其交互项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发现经营型与低技型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更加依赖于社会资本禀赋。接着,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究不同收入层次回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低技型与经营型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可获得中高水平的收入,而高技型人力资本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较少依赖于社会资本。研究结论揭示并验证了外出务工人力资本积累对回流农民工收入的直接贡献以及家乡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别人力资本报酬率的交互影响差异。该结论对于农民工个人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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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同乡社会资本为农民工流入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流入城市后却不打算长期居留。利用2017年CMDS数据和宏观城市数据建立模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解释了农民工流入而留不下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有明显促进作用。原因在于跨越型社会资本同时为农民工提供了长期居留所需要的异质化信息,为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发挥了资源效应、机会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因此,为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应通过社区畅通农民工和本地化社会网络的沟通渠道,帮助农民工突破同质化社会资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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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牧户生活幸福指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本文以个体与集体社会资本为视角,从社会参与、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心理感知、共同愿景5个维度对农牧户社会资本进行测算与分析,并探究不同生计类型农牧户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结论:(1)四种类型农牧户社会资本存量具有明显差异,社会资本由高到低分别为农牧兼型纯农型纯牧型非农牧型;(2)当地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以生活满意度"非常满意"为对比标准,生活满意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纯牧型纯农型非农牧型农牧兼型;(3)影响农牧户生活满意度因子排序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心理感知自然资本人力资本;(4)社会资本对农牧户生活满意度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不同维度社会资本对不同类型农牧户生活满意度促进程度具有明显差异,其中促进作用最明显的组合为社会网络(纯农型)、社会声望(纯牧型)、社会信任(农牧兼型与非农牧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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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风险、异质性资本与农民工社会融合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基于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4个城市调查的进城农民工数据,从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选取衡量指标,采用熵值法计算样本农民工社会融合水平,并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失业风险、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失业风险对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具有显著负效应,高社会融合水平者比低社会融合水平者对失业风险的反应更为强烈;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进城农民工对失业风险的反应强于建筑业的进城农民工;积累型人力资本相比初始型人力资本更有利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水平的提高;可用型社会资本比可及型社会资本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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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苏州市农民工一手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变量中,农民工的原始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民工对工会的信任间接促进农民工工会参与行为。提出了应有效利用农民工的原始型社会资本进行工会的宣传活动,加强农民工对工会的信任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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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问题》2016,(7)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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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术经济》2016,(1)
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东部、中部、西部21个省份的进城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并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群体差异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以教育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是农民工实现低层次融入向高层次融入转变的重要因素。基于"三缘关系网络"形成的初级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基于"市民网络"形成的新型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心理资本、迁移模式、户籍地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主要归因于群体内的特征差异,而城市融入的户籍地差异则主要由户籍地歧视性因素所造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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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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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观察》2017,(3)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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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