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认同、归属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重庆市主城区659份新生代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身份认同、城市归属感、发展预期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身份认同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归属感因素中的城市满意度和与本地人交往满意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发展预期因素中,职业发展预期和社会保障预期的提高均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应着力破解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障碍,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缘何进行地位消费?——基于城市认同视角的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城市和农村双重生活环境与文化的影响,在消费形式上呈现出与自我身份"不匹配"的现象,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城市群体的消费趋势,以期通过地位消费获取市民的认同,融入城市群体。本文以城市融入意愿为中介变量,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为调节变量,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与地位消费意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在城市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社会比较信息关注度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与地位消费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城市融入关系的统计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加强教育培训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举措,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广州的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城市融入意愿、城市融入情况都存在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融入意愿越强、能力越高,城市融入程度也越快、越深、越和谐。     

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家庭化与非家庭化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与非家庭化流动相比,家庭化流动有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家庭化农民工在工作强度维度的融入程度最高,其次是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入维度,在经济整合和社会参与维度的融入程度较低;年龄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消极影响,农民工自身的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也具有一定影响,而是否有稳定的住所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苏皖两省4市713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调查数据,从代际传承视角切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多元线性回归(OLS)和分位数回归(QS)等方法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承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认知的父代城市融入程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自我认知非常接近,但认知结构具有一定差异;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代际传承对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均有显著影响;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金融市民化程度的提升,资本积累对金融市民化程度的影响作用会发生相应变化。     

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社区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长效之道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愿望强烈,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城市融入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除了来自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阻碍之外,这一群体的自身素质也有待提高。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自身阻碍为视角,阐述这一群体在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社区教育在破除自身阻碍方面的优势,提出通过社区教育来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缓解心理问题,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     

农民工社区融入的壁垒及突破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的缩影,为农民工提供了具体的生活场域,因此,农民工的社区融入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城市融入的状况。然而,当前社区分治模式的存在、社区交往圈的封闭以及社区利益表达机制的不健全,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农民工群体社区融入的步伐,从而影响了其城市融入的进程。为此,应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内交往互动机制,健全社区利益表达机制,以尽快消除农民工社区融入的诸多壁垒。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基于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的代际差异。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并通过比较影响新生代和传统农民工参保行为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代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非正规性、移民倾向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研究

在进行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状况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二元正态l ogi t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生活环境和自我认同状况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渴望获得劳动报酬、人品被认可、生活方式被认可、缺乏基本保障、认可自己与城市人一样,以及对城市文化适应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显著,相比较而言,模仿城市人的行为、与城市人经常相处、工作被认可、感觉经济困难和向往城市生活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分析了各种影响农民工对城市文化适应的因素,并对农民工的城市文化适应和发展方向作出了合理建议。     

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代表了他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对此关注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资本作为个人嵌入的关系网络,是否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是探讨的主要问题。文章结合农民工特征,将其社会资本划分为在农村先天赋予的原始社会资本和在城市后天构建的新型社会资本两维度,利用1 102份全国农民工调查问卷,选用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原始社会资本中仅有婚姻一项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新型社会资本中当地人的社会网络、工友的社会网络和网络投资都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其中工友社会网络影响最大。此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具有代际差异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受到新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后,社会资本的获取并不存在人力资本的门槛要求。研究揭示,构建农民工良好的新型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农民工王元成：解开户籍枷锁才能消除各种不公平

如何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体面而尊严地生活,是当前非常急迫的现实问题。近年,虽然有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在城市社区扎根,但是他们常常被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文化素质难以提升。他们在各种歧视和限制下对城市缺少认同感,很难融入社区各种文化生活中。据统计,农民工二代在社区各种活动中的参与率不到10％。     

养老保险、定居期望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

文章基于2013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将城市融入分为城市接纳和个人心理认同两个维度,通过与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比较,实证检验了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样本中,养老保险和定居期望都显著促进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分样本中,在打工地拥有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但对新生代城镇籍流动人口的影响不显著。通过养老保险与定居期望交互发现,养老保险强化了城市定居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心理认同融入的正向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