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发生前后灾区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以汶川为例

本文以汶川地震为研究背景,通过构建灾害发生前后灾区农户的收入模型,实证研究了灾前、灾后影响受灾地区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及其异同。除此之外,本文从高低收入组间差异角度,实证分析了灾害发生前后农户收入影响因素的组间差异。研究表明,无论是灾前还是灾后,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增长作用,且灾后这种影响比灾前有所扩大。地震发生后,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户收入的增长作用比灾前有所增加。地震对高低收入组农户外出务工情况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能导致高低收入组间农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比较研究——基于1995-2012年浙江省统计数据

运用浙江省统计数据,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动。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占比呈现逐渐提高的趋势,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呈现逐渐走低的趋势,但今后的收入结构可能保持相对稳定甚至反向变化。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农村二、三产业越来越成为新的收入增长点。总体而言,影响农民收入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有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收入水平越低的农户,越是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促进各个收入水平农户的收入增长。     

农户正规信贷违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陕西省渭南市农村信用社贷款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例

笔者以陕西省4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方差和Logit回归分析,对农户正规信贷违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打工人数、是否种粮户、是否有借款、贷款金额及借贷方式以及农户的主观努力程度等对农户信贷违约具有显著影响.笔者据此得出农户家庭经营能力、经济结构和收入以及信贷产品设计是影响农户信贷违约关键因素的结论,并提出增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扶持农户多元增收和完善金融服务模式等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回报率和贡献率双重视角,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劳动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以外出务工收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最为显著;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却均呈现弱化趋势。坚持提升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农户兼业经营问题浅议

<正>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劳动的自主化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扩大,农户兼业经营愈来愈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现象。木文对此做一初步探讨。一、农户兼业经营产生的机理农户兼业经营是农户根据自身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能力,把多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方式和规模组成多种项目,从事多种产品生产或劳务活动的一种经营方式。农户兼业经营按农户经营各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同比重,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农(包括以牧、以渔、以林)为主,兼营它业,如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研究

松山区是赤峰市最大的农牧业生产区,近几年农业发展迅速。在收入增长中,该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第一产业收入增长和工资性收入增长。其中第一产业收入增长以农业和畜牧业收入增长为主;工资性收入中外出从业劳动收入增长最为明显。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它的生产受天气因素的限制很大,因此仅靠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不够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比例较高的农户抗农业风险的能力就强,其收入增长会趋于稳定。     

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区位差异分析——基于河南16村1000农户的实证

文章运用ELES模型对农户家庭消费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目前仍处于低水平消费阶段,生存性消费远高于发展类消费;农户基本消费需求随经济区位变化的敏感性高于自然区位,且在生存类与发展类上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区位农户基本消费需求的满足程度各异,其中优势区农户的满足度较高;农户边际消费倾向总体偏低,但优势区农户生存类消费与弱势区农户发展类消费的边际倾向均较高;不同区域各类型户收入弹性的变动幅度较大,差异格局明显。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江西省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目前,江西省农民收入现状表现为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加快,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仍然有一些差距;收入结构中外出打工所占比例较高,省内各区域农民收入不均衡。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结构不合理与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滞后,农民素质仍然不高和农村金融体制的制约,因此应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改进。     

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差异归因及优化路径

文章基于大别山片区湖北省域内3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微型角度将所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科学分类。借助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 detector)和Tobit模型(Tobit model),探究搬迁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变和收入高低的影响因子,确定影响因子解释力优先序列和显著性,结合分析结果提出适宜建议。结果表明:(1)收入结构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家庭类型和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驱动力最为显著。(2)各影响因子分别作用于家庭工资性、生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不同,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3)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应因户施策地引导搬迁户选取适宜家庭未来生计生活提升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     

农民收入结构比较研究——基于中部六省数据的分析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六省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中的重要板块,"弯道超车"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总量逐步提高。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水平相对较低,影响了中部战略崛起的整体实施效果。分析了中部六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结构,认为政府应当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快提升农民收入,促进中部六省整体和谐发展。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投资结构实证分析

文章在偏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典型相关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农业投资结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实证分析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与农业投资结构各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影响。结果发现,农民收入中的转移性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关系最为紧密;工资性收入与农村集体单位投资呈现最大相关,而家庭经营纯收入则与农村居民个人投资呈现最大相关;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我国金融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需求还不协调。研究结果为探析当前我国农业投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农业投资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分析

笔者采用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结论表明,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劳动力接受过相关技术培训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显著高于没有劳动力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家庭;家庭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江苏省沭阳县、靖江市两地的调查

研究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影响机制,为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区的农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通过实证分析法和计量模型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受到农户上年家庭总收入、农地经营规模、非农就业比例和家庭消费支出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促进农地流转、改善农民就业结构和提高农户农业投入能力是增加农村居民点整治区农户农地利用收入的重要途径。     

社会资本累积与家庭收入分化

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累积对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居民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其累积过程中却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家庭居住地的经济环境和政府行为对家庭社会资本的累积无显著影响,社会资本累积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Unpaid household work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xtended income: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Measurement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is important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o give visibility to women's work and achieve more comprehensive estimates of the level of economic activity. This article surveys estimates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in Norway for use in national accounts and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 The latter are measured by extended income, defined as income after tax plus the value of unpaid household work. We find that extended income appears to be more evenly distributed than money in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