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研究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拓展农业外部功能、提升农业产业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进程中,切实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发展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提升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竞争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认为人力资本、信息技术水平以及竞争秩序和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引起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策略和建议,以期更好的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策

本文从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必要性入手,探讨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

对现代生产性服争业与分工深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改变了服务产品的内容、性质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突出表现在它一方面推动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又是分工经济的“黏合剂”。正因为这一功能使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牵引力和经济竞争力提高的助推器。     

生产性服务业垂直专业化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WIOD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Hummels et al.(2001)的分析框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了27个欧盟国家与15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均存在较大波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大国出口垂直专业化水平低于小国。生产性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GDP、税率和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呈负相关关系。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金融业乃至整个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制度体系的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会随之上升。     

参与国际分工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基于门槛效应可知这种负向作用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升不断减弱;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促进城市化进程、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加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阻碍作用,而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解了阻碍作用。     

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实证

采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其他经济变量,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明显。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政策建议。     

宁夏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宁夏经济已快速增长13年,地区生产总值连续5年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宁夏产业发展还存在总体结构不平衡,工业比重大,制造业以能源、化工和纺织等传统工业为主,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等问题。本文通过对宁夏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优势指数、吸纳劳动力指数和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计量分析,认为宁夏服务业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内部结构快速调整,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增长速度快于平均水平,但总量和服务能力仍明显不足。要促进宁夏服务业的发展,就必须从宁夏实际情况着手解决问题,根据宁夏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产业,改善劳动力资源供应,同时转变政府导向产业发展成为产业市场化发展,通过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入户宁夏,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促使宁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宁夏经济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中国制造”效率的实证研究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引发能源不足、环境污染恶化和贸易争端加剧等问题,中国制造业到了需要转型的时候。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亚产业,具有能耗小、污染少、附加值高等方面的行业特点,加快其发展将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的产业融合,促进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本作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最核心的投入要素,可采取"干中学"的方式加速其成长和培育。     

京津沪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以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就业比重和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指标,比较分析了京津沪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现状和行业发展情况,并得出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和建议.     

资源诅咒: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

本文从分工这一角度出发,在一个包含偷抢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内生化了资源诅咒假说.分析表明,丰富的人均资源本身会提高分工的门槛,使得人们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结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另外,由于资源丰富国家往往伴随高的偷抢水平,这也降低了分工合作的可能性及其经济绩效.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了避免资源诅咒效应,必须打破现存的资源依赖格局,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实现分工深化以促进经济增长.     

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

贸易政策同贸易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入交易成本来分析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不考虑交易成本条件下,贸易自由对于分工演进的国家是有利的;考虑交易成本条件下,随着分工演进,国家之间更加倾向于贸易谈判,最终结果为贸易自由化.但是由于各国交易效率不同,交易效率高的国家在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更多,而交易效率低的就会实行更多贸易保护.因此,我国需要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分工演进的速度,处理好国际之间的贸易摩擦.     

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互动性的测度及其与碳生产率的关联

测度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性,分析了两业互动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以能源要素消费、独立资本投入、劳动力流动等为变量构建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可拓展随机环境影响预测模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存在两业互动在中间品投入和行业及全消耗系数的碳生产率差异,且东部地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相对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两业互动对碳生产率的改善存在显著结构性偏失,其现期效应以制造业劳动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流动增加为前提,预测显示经劳动力流动和独立资本的两业互动投资可增加其碳生产率的改进。     

Kids Cause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or Becker’s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Hypothesis

We examine the division of labor within households and marital matching patterns in the USA using both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and 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NLSY). We use Becker’s theory of marriage markets by estimating househol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using the estimates to test for positive or negative assortive matching. We also construct match matrices, which are used to judge how well our model fits Becker’s theory. We find 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 on all traits in young marriages and couples without children, and negative assortment along some traits in marriages with children. This suggests that children induce specialization whereas couples without children exploit household public goods.

马克思没有"一般生产劳动"范畴

我们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出所谓的"一般生产劳动"范畴.全世界经济学界对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的百年误解都源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误读.由此,可以得到三个"无关论":(1)生产劳动理论与劳动价值理论无关;(2)生产劳动理论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无关;(3)生产劳动理论与三次产业划分理论无关.     

按生产要素分配:形式与实质--两种"对立"的分配方式为什么可以结合

现有的经济理论难以证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可以实现内在结合。事实上,价值创造过程中生产劳动出现了社会化、层次化和科技化的趋势,只要产权关系清晰和产权主体多元化,离开了人的活劳动,生产要素就不可能自动实现优化配置,生产劳动就是处于社会生产总系统中不同环节和不同层次的劳动者配置生产要素的行为,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上,它是按配置生产要素的劳动进行分配,与按劳分配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echnological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 contemporary high-tech industry.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by showing illuminating examples and proposing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the innovation process has been fragmented and distributed among several organizations. In other words, ‘division of innovative labor’ emerges. However, one of the problems of this argument lies in its lack of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patent databas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rganiz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the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t is shown that ‘technological specialization’ has not occurred in this industr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re are two distinct modes of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namely,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share of the latter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These results imply that contrary to the earlier conventional arguments, division of labor is not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production of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劳动分工、交易效率与产业集群演进

文章运用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思想,考察了劳动分工、交易效率与产业集群演进的互动关系,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劳动分工深化、交易效率提高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杨小凯的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型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以便对产业集群的演进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支持了文章的观点。因此,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当前,政府更为紧迫的是要注重产业集群软环境的建设,以此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沿海地区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对外开放,建立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96个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种因素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总体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和公共性服务业集聚的不同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对于服务业总体和公共性服务业而言,三种因素都是影响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对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新经济地理因素是促进其集聚的主要因素,而另外两因素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对于消费性服务业而言,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经济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其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影响因素研究

将汽车产业与创新生态系统相结合,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三方面总结归纳影响我国汽车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因素,并对其中的经济、政府、市场、自然资源、人才、技术、资金七个维度因素选取衡量指标,收集2006-2017年的产业数据,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分析因素对产业生态系统演进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系统演进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是市场经济、人才支持、政府扶持,且影响程度大小依次是：人才支持、市场经济、政府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