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

基于双城模型,本文构建了大城市企业生产率溢价的概念框架,考察了选择效应、分类效应、集聚效应与竞争效应如何导致城市间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分布差异;同时,基于1998—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回答了中国大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之谜。研究发现:(1)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溢价是集聚效应、选择效应、分类效应和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业中这四种作用的溢价贡献不同;(2)集聚效应提高了大部分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溢价;(3)竞争效应不一定导致大城市企业生产率呈现更大的"贫富不均";(4)城市间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存在着"水往高处流"现象;(5)大城市并不一定有更高的市场进入门槛。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优化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国家级开发区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开发区数据,研究开发区内产业集聚效应与结构优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设立开发区的地区企业生产率更高,集聚效应有助于提升产业生产率,但是产业结构优化过程抑制了生产率.②考虑到产业集聚效应和结构优化相伴而生,其对企业生产率提升存在协同效应,其趋势是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形特征.经济集聚过程中存在负向的拥挤效应,前期拥挤效应相对更大,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集聚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使得正向效应增大,总的净效应增大.③其协同效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拐点出现的时间早一年,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本文建议合适的政策应当持之以恒和因地制宜,积极主动的政府指导可以减小拥挤效应.     

产业集聚提高了城市生产率吗?——城市规模视角下的门限回归分析

产业集聚是提高城市生产率的重要途径,而专业化和多样化则是集聚模式的两种选择。文章以城市规模作为门限变量,利用门限回归方法构建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城市规模区间内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城市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发现:专业化集聚对中小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较大规模的城市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城市生产率的提高;多样化集聚与小规模城市的生产率显著负相关,与中等规模城市的生产率不相关,但对较大规模城市的生产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效应。其政策含义为,中小规模城市应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重点产业,依靠专业化实现城市之间更为合理的分工协作;较大规模城市则需鼓励多种产业共同推进,通过多样化集聚改善城市生产率。     

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来自中国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1年26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而滞后一期的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生产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服务业集聚的“拥塞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第二,服务业集聚与人均GDP之间交叉相乘项不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该结果表明,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影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第三,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均有利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另外,本文分区域研究了东、中、西部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动态效应,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人才流入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内部移民的证据

本文将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相结合,利用早期移民网络构建工具变量,考察城市高技能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对中间机制、异质性效应与加总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人才流入会显著提升企业效率,城市高技能移民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平均将提升0.8％～0.9％.高技能移民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技能密集度和创新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显著影响.人才流入在企业所有制、规模、技能密集度维度上具有异质性效应,表现为国有或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技能密集型企业获益更大.加总而言,高技能人口流入将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本文为城市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提供了支持性经验证据.     

矿业权重叠对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2004~2014年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采用门槛效应模型估计了矿业权重叠对煤炭采掘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样本期内,我国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先增后降的变动趋势,并且地区差异显著;矿业权重叠与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煤炭资源税征收比重和煤炭产业集聚水平是影响这一非线性关系的重要门槛变量;煤炭产业的投资集聚与从业人数集聚,促进了煤炭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企业数集聚对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了阻滞效应,煤炭产业存在不规模经济现象;能耗比重的下降(能源消费效率提升)并未带来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国面临着较大的能源生产方式变革的压力。     

城市最优经济集聚规模的实证探索：以湖南省地级市为例

通过拓展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相关理论模型,构造城市就业密度等因素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二次项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并基于湖南省地级市数据,运用GMM方法对城市最优集聚规模进行了实证测度。结果显示：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就业密度之间呈先升后降的倒U形曲线关系,最优城市集聚规模的确存在,且内部三产相比二产的最优集聚规模要大,因为工业的集聚效率明显低于服务业;目前湖南省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最优集聚规模,加快集聚将有助于经济集聚效应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     

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285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285个地级市数据，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进行测度分析，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与TFP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但二者具有较强的时空一致性，即科技人才集聚特征显著的城市，其TFP也相对稳定；②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TFP的影响呈倒U型，但研究期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集聚效应占主导阶段,科技人才集聚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进步水平促进TFP增长，而科技人才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③不同类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对其TFP影响的异质性显著，且适宜集聚区间也存在差异。省会城市及一、二线城市等优势特征显著的城市所能承受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上限更高，有利于通过释放集聚红利促进TFP增长，而非省会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等则拐点值较低。     

企业密度、集聚效应与选择效应——以我国纺织业为例

运用空间经济模型,并利用2007年我国纺织业城市层面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城市纺织业的企业密度与行业生产率的相互关系,并对该相互关系的实现机制进行了辨别。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纺织业企业密度与其行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纺织企业密集的城市,选择效应表现为通过淘汰生产率低的企业来促进平均生产率的提高;集聚效应在纺织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城市发挥了正的推动作用,但在纺织业发展水平较高且纺织企业密集的城市发挥的作用不明显。     

基于集聚效应的企业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出口——来自结构模型的证据

基于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在CDM模型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研发、创新、生产率和出口的结构模型,并把集聚因素(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加入模型中,采用Pr obi t和OLS方法实证得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地方化经济对企业研发决定的影响显著为负,城市化经济因度量方式不同而对其影响不同;城市化经济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地方化经济对其却无显著影响;两类集聚变量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决定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相比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对企业出口决定的正向影响更大。此外,研发、创新、生产率间存在着层层促进关系。     

中国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变迁研究

大城市的企业是否支付更高的工资,历来是极具争议的问题,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产生的外部性发生着动态变化.本文通过匹配《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同时借助中国人口普查分区县数据,系统估计了2000-2009年间城市规模带来的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工资溢价情况.研究发现:(1)中国的大城市存在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但工资溢价从2000年到2009年呈下降趋势,这一结论在控制了企业劳动者的个体特征、企业的选择效应以及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工资之间反向因果关系后仍然成立;(2)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呈现从西到东逐渐递减的特征,再次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发展滞后和户籍制度掣肘等问题;(3)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不断下降的两个渠道可能是:城市规模对本市、周边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断下降和大城市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逐渐变慢.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推动中国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城镇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集聚效应还是拥挤效应?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ACF方法估计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比较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发现: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生产率低于东部地区,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要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趋向缩小。再利用省级层面的城镇化率指标,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过程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还能通过集聚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该集聚效应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递减。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过程因交通设施滞后明显表现出拥挤效应,抑制企业生产率提高。城镇化只有同时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交通供给,才能缓解东部地区的拥挤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     

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

准确识别开发区生产率优势的来源,对于开发区的效率评价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次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两个方面对开发区影响生产率的渠道进行了论证,进而运用Combes et al.(2012)的方法对开发区和非开发区的生产率分布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定量识别了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研究发现:(1)"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都显著提高了开发区的生产率水平;(2)平均而言,开发区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源自"集聚效应",但是这种"集聚效应"持续期非常短,在开发区成立三年后就基本消失。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则是开发区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3)民营、小规模、年轻的低效率企业从"集聚效应"中获益更大,这一方面意味着开发区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说明开发区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促进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双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根据中国2000-2008年20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建立了以产业空间集聚水平为门限变量的双门限回归模型,以考察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产业空间集聚主要促进体现型技术进步,对技术效率的影响较弱;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其影响力随集聚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弱,集聚规模存在最佳边界;产业空间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进步的影响在不同门限区间的行业技术梯度特征较明显,资源性和中低技术行业的集聚水平较低但集聚效应较高。     

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理论层面梳理了海归技术溢出、产业集聚与东道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产业集聚的HHI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了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集聚影响及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对中国产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产业地理集聚具有积极影响,海归技术溢出与产业集聚的互动促进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该效应在不同集聚度行业和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差异显著,其在高技术行业和高集聚度行业中的效应最为显著。     

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当前,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11—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并且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双重差分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和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机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企业规模、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和城市人口规模效应后,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行业内集聚经济),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跨行业集聚经济);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马歇尔外部经济,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雅各布斯外部经济。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以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当城市规模小于23.004万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当城市规模处于23.004万和199.996万之间时,两个产业间的互补效应逐渐显现,城市经济也从协同集聚中获得好处;当城市规模大于199.996万时,受资源、环境等条件限制,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显示出一定抑制作用。     

珠三角地区多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制造业与服务业、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生产企业以及单产品与多产品生产企业在城市的布局与集聚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为了分析这些不同类型的行业布局特征及其对城市增长的影响,论文选择珠三角城市群的多产品生产企业在城市之间的布局和在代表性城市内部的布局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们调查的数据分析珠三角地区多产品生产企业的布局特征及其对企业本身范围经济与城市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珠三角城市群多产品生产企业的集聚效应明显,多样化水平高;珠三角城市群多产品生产企业为了使企业能更好地发展壮大,会选择制造业集聚的地方进行生产,以达到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