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视角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金融开放中的相关问题,并且从金融开放影响国家甚至地区金融危机的产生,效率与风险并存,保持稳定与协调来论述金融开放下国家宏观经济的特点。     

金融开放、金融摩擦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将金融摩擦及金融开放程度差异纳入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量化分析我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开放程度与产出波动呈现U形非线性关系,金融摩擦是使得产出波动出现拐点的关键;随着金融摩擦程度的减小,越大程度的金融开放越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外国冲击与金融摩擦的相互作用是决定产出波动非线性变化的关键;福利分析显示金融开放可增进福利,但更强的外国冲击则可能逆转福利效应。     

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章建立一个由金融发展程度、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不稳定指标组成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中国1982~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这些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的调整动力学进行相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来说,金融发展程度、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不稳定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但三者之间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所有结果均显示,无论从短期和长期看,金融发展程度对一国的金融稳定具有显著影响,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与宏观经济稳定——理论分析与经验考察

本文根据估计的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规则,在具有粘性价格和垄断竞争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框架上,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利率政策规则不是积极的反通货膨胀规则,利率仅根据通货膨胀采取包容性的调整,因此,经济不存在惟一的稳定均衡,即经济不会向某一特定的稳态收敛,并且中国经济有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和内生波动。所以,在目前的利率政策规则下,中国经济可以长期处于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状态。本文最后的经验考察表明,以上结论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所表现的特点是一致的。     

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宏观经济稳定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在"新常态"时期被更加广泛关注。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以洞悉金融周期为前提,要求细究金融周期变量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为政策精准性提供支持。本文利用相关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季度数据,使用滤波方法找出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平稳时期,运用机器学习算法验证所选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的匹配度,并测度各输入变量对输出变量的重要度。本文发现波动期和平稳时期宏观经济表现虽有不同,但资产价格指数和信贷水平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重要度之和都达到50%以上,而其他金融周期变量如利差、杠杆率和金融机构风险暴露的重要度则有限。这表明相关政策需有的放矢,相较于无差别的大规模释放流动性,可将重心置于维护资产价格稳定和优化信贷政策配给,为宏观经济稳定保驾护航。     

金融衍生品交易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途径与机制

文章分析衍生品交易引发宏观经济风险的途径,探讨衍生品交易冲击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机制,提出衍生品交易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以互联网金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冲击。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提升金融系统基本功能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互联网金融也会通过创新对宏观经济带来新的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应明确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性质,依据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市场中行使的功能而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     

利率管制下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与利率政策

本文在IS—LM—AS模型的框架下 ,分析了利率管制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均衡状态的特点、动态调整方式。研究结论表明 :在利率管制条件下 ,由于市场自身缺乏稳定机制 ,经济只存在惟一的均衡路径 ;任何冲击都会破坏经济的稳定 ,而经济体系自身不会向稳定方向调整 ,其结果是经济波动呈发散趋势。通过进一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率政策的操作方式及绩效的考察发现 :利率政策调整滞后、调整不充分、政策操作并不成功     

金融衍生品交易影口向宏观经济稳定的途径与机制

文章分析衍生品交易引发宏观经济风险的途径,探讨衍生品交易冲击宏观经济稳定的内在机制,提出衍生品交易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抑制机制。     

宏观经济波动与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

本文在回顾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中国1978—2009年的经济金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实际利率、汇率的变化率和资本产出比的三期滞后值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我们认为,要维护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必须要重视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问题。     

我国金融开放的测度研究

本文在对我国1979—2009年间金融管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及跨境金融资产和负债存量数据测算的基础上,构造了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法定和事实测度方法,并分析了我国金融开放的总体走势及结构特征。法定测度上,本文设计了基于资本账户和金融服务业开放并区分资本流向的测度。事实测度上,本文构建了各种基于实际资本存量的测度。本文的结论有助于认清我国金融开放现状,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提供思路和依据。     

金融开放测度方法与指标体系述评

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开放程度的定量化指标,金融开放度的构建或选取是研究所有金融开放问题的基础性问题。合理、有效的测度指标有助于准确把握一国金融开放的实际情况,更是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本文从金融开放的名义测度和实际测度两个视角出发,追踪溯源,对国内外若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金融开放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其各自优缺点和适用性的探讨,本文发现,由于出发点和侧重点的不同,以及受理论、方法或数据等因素的制约,各金融开放测度指标都有其独特的适用性和不足之处,但总体而言,名义开放度指标和实际开放度指标又有其固有的内在机理和特性。针对几种主要的名义开放度指标的优缺点,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指标改进方案,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启发。     

全球金融动荡背景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格局中,政府应该考虑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势和动力。在当前最合宜的宽松财政政策应该是减税,包括各种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政府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税,会直接“留血”和“输氧”给企业。从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因来看,在企业界投资信心不足、居民消费信心匮乏的情况下,刺激经济增长的首要措施莫过于减税。     

中国金融2010年的挑战和机会

从中长期而言,金融的稳定和效率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速度,因此,中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以及人民福利,都与金融业的稳健兴盛息息相关。     

利率平滑的金融稳定效应

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时有明显的平滑特征,是基于该操作能够促进金融稳定的理念而来的。平滑利率能够有效降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利率平滑不只是直接带来了正面的稳定效应,同时也间接地产生金融脆弱的负面效应。因为平滑操作改变了银行的资产配置和风险承担行为,而且在存款保险或隐性担保的条件下,容易引发道德风险,使得银行在面对风险时更加激进。本文考虑正面和负面效应发现利率平滑与金融稳定存在着相对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的思想研究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金融不稳定的思想可以从金融不稳定的内生因素、金融不稳定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金融不稳定的形成过程与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关系以及金融手段对于经济危机解决的意义等四个方面进行概括。马克思认为,金融不稳定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必要条件,相反,金融不稳定发生的根源是实体经济中产品的相对过剩。以缓解货币紧张为主要手段的金融拯救行动,对于生产和就业的恢复难以发挥根本作用。     

中国利率期限结构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素分析——基于宏观-金融模型的研究途径

本文应用宏观-金融模型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动态过程中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进行定量估计,在此基础上,对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成分进行分解,并且模拟了宏观经济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利率期限结构中存在着显著的时变宏观经济风险价格;不同期限利率可以明显地分解出预期成分和风险溢价成分,风险溢价成分的变动具有阶段性特点;宏观经济冲击在短期内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整体水平与坡度均有明显影响,在长期内则仅对整体水平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我国利率期限结构可以体现出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应该进一步提高利率期限结构在货币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评估与利率规则优化

极端事件冲击是宏观经济尾部风险滋生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明晰尾部风险指标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改进宏观经济管理范式,对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意义重大。基于预期经济增速下行概率评估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并检验包含尾部风险的利率规则适用性与优越性的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尾部风险在金融危机之前处于低位平稳波动态势,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上升,而在后疫情时代趋于下降;第二,经济和金融形势的恶化对尾部风险的放大效应要显著大于其好转带来的缓释效应,在跨期替代效应影响下,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加速背离在中长期对尾部风险的驱动作用更明显,尾部风险可以作为判断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货币政策指示器;第三,仅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目标的利率政策效果可能会偏离预期,盯住尾部风险目标的利率规则框架有利于更好实现稳增长、防风险与维护经济金融双重稳定的政策目标。     

金融开放对中国银行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中国40家具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从金融业开放对商业银行绩效影响的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发现,金融业开放对银行业绩效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实际开放度远远不够,容易引起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下降,导致法定金融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大于事实开放度,并且金融开放对于国有银行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因此,应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根据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事实开放度与官方承诺水平的协调性,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水平,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