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产出缺口进行估计,并基于产出缺口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具有显著影响,产出缺口变化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重要原因;负向产出缺口的缩小能引起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具有"速度限制"效应;通货膨胀率对正向产出缺口的反应大于负向产出缺口,具有非对称性。因此,应关注产出缺口在调控通货膨胀政策方面的应用价值。     

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经济中的实证研究--基于产出缺口的分析

文章着重检验了我国经济中的基于产出缺口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性.文章首先将实际产出分解成不可观测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设定它们服从一个简单的向量自回归过程,再运用卡尔曼滤波技术估计出我国1952～2002年的实际产出,从而得到产出缺口的估计值.然后以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回归,发现在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不成立的.     

中国通货膨胀率和外汇汇率的模型研究

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96年1月到2014年9月间,中国CPI当月同比变动频率以及外汇汇率(以美元为兑换对象)的变动频率的关系,来分析两者间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和外汇汇率互为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率和外汇汇率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协整检验

本文在全面分析泰勒规则的理论含义和实际应用的基础上 ,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估计我国泰勒规则的具体形式。检验结果表明 ,泰勒规则可以恰当地描述我国银行间拆借利率的具体走势 ,并充当央行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考虑到货币政策的时滞问题 ,本文尝试引入前瞻性泰勒规则 ,用预期通货膨胀率缺口代替原有的通货膨胀率缺口作为估计变量 ,对泰勒规则作进一步修正     

我国通货膨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预期和产出缺口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基于预期以及产出缺口模型的菲利普斯曲线的实证分析,得出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得出主要结论,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还是存在的,只是在一些体制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差别,不是很明显;产出缺口在统计上显著影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出缺口和货币缺口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

通货膨胀形成的两个重要原因是总需求的过度膨胀和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利用HP滤波衡量产出缺口和货币缺口,并利用1999—2007年的季度时间数据检验两者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出缺12和货币缺口都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且货币缺口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远远大于产出缺口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汇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综合性指标参与国内多项经济活动,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十分重要。本文通过收集近20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进出口额、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等指标,通过Eviews、Excel等软件进行回归分析、ADF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得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其他各指标之间的变动关系,即其变动的经济效应,最终得出人民应该升值的结论。     

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水平和产出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对1978—2009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产出和价格三者之间变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用Johansen协整检验发现在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当中,仅M1与价格及产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M0和M2均不存在。以此为基础文章构建了三变量误差修正模型VEC(3),并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讨论了货币供给冲击对价格和产出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国狭义货币供给(M1)具有显著中性的特征,而在短期内货币供给冲击将导致产出和价格同向变动,但是产出变动对货币供给冲击更为敏感。     

我国商贸流通业与城镇化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

利用我国1991-2011年商贸流通业GDP和城镇化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Eviews软件对该数据进行ADF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估计等,得出我国城镇化和商贸流通业互为因果关系,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促使商贸流通业GDP增长4.0247个百分点,商贸流通业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促使城镇化率提高0.2391个百分点。最后,建议充分利用城镇化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加强商贸流通业对城镇化的贡献。     

能源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能源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中国所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下,中国能源总体价格上升10%,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大约0.29%,最终导致的总体价格水平上升0.35%,而产出缺口在当年为0.34%,最终造成的产出损失累计为0.41%;国际石油价格上升100%将导致中国物价出现温和上升以及产出出现小幅下降,但二者均不会超过1%。     

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兼评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

本文基于政策损失函数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框架,建立了一个不包含预期通货膨胀的反映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之间关系的模型,并使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动态关联性,同时评价了1985—2005年问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执行绩效。研究结果表明：（1）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除了1985、1986两年为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值,表明通胀缺口的降低有助于抚平产出缺口;（2）通胀缺口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呈现“凸型”变动模式,并且已经过了波动的顶峰,出现显著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这种稳定的趋势有助于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和稳定物价目标;（3）宏观经济调控执行绩效在1996年前较差,在1996年后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并在2000年后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实际政策损失逐渐向最小政策损失靠拢。     

通货膨胀实时预测及菲利普斯曲线的适用性

本文从实时分析的视角,基于多种退势方法的产出缺口最终估计、准最终估计和实时估计序列,分别构建了四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分析了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和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通胀预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产出缺口在通胀预测中的作用及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胀预测中的适用性。研究结论表明,通胀率的实时预测效果要明显比基于最终数据的差,其中滞后阶数变化效应对实时预测精度的影响大于产出缺口修正效应;尤为重要的是,尽管在最终数据的预测分析中,产出缺口的引入能够提高通胀率的预测精度,但是在实时预测中,产出缺口没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因此"产出—通胀"型菲利普斯曲线在我国通胀实时预测中并不适用。     

中国货币政策转换中麦卡勒姆规则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0年1月我国开始实行的货币政策方向转换为着眼点,对货币政策麦卡勒姆规则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对货币政策麦卡勒姆规则的文献做了一个扼要的综述;其次,简要介绍了麦卡勒姆规则及其发展,并论证了该规则对我国当前的适用性;最后,论文介绍了本文实证样本数据的选择和技术性处理方式;最后,检验了麦卡勒姆规则下我国的基础货币反应函数,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两项改进:一是引入外汇储备增长率这一解释变量,发现模型对基础货币增长率的解释能力得到了增强;二是以通货膨胀率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基础货币的增速关系,发现通货膨胀率的变动一定程度上是货币政策操作实施后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实证结论,并阐述了可能的政策启示。     

政府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分析

为了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国政府决定投资4万亿元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4万亿元投资及其形成的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当前国内外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研究了我国1980—2008年的时间序列和各省市的截面数据,用分布滞后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试图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反映这次政府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从国家层面来看,资本存量的增加确实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资本存量变动1个百分点,GDP同向变动0.26个百分点。由此推断这次政府投资将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极强的拉动作用;从区域层面来看,各省(市)间单位资本的产出有较大差异,其中资本产出比最高的六个省(市)分别是上海、广东、宁夏、北京、甘肃和新疆。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科学实施和选择公共投资区域具有启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供给与产出、物价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明显增强。对于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的关系,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理论界都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为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有必要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2）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文章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同向变动,价格、产出对货币供应量的弹性为正。     

新凯恩斯主义粘性信息理论研究评述

为了说明价格粘性与工资粘性产生的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者近年来提出了粘性信息模型,认为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信息在经济主体之间的传播是缓慢的,其原因在于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最优化也是需要成本的,虽然价格总是变动的,但企业的价格决策并不是总是以当前最新的信息为基础,这就产生了理性的疏忽。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粘性信息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率不仅仅取决于当前产出,还依赖于过去对当前通货膨胀率以及产出缺口变动率的预期。本文认为粘性信息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假设更加系统、更接近现实,克服了完全理性假说非现实性的缺点,对经济活动的解释更具有可信度,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目标选择

针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否应关注金融稳定问题,本文结合金融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实际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框架进行了反思.研究发现,早期发达国家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目标与一项工具,一个目标就是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一项工具就是政策利率,合理设定政策利率就能达到稳定物价的目标,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通货膨胀稳定性和产出缺口之间的联系日趋松散,追求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并不能保证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鉴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内生关联性,未来货币政策需加强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产出稳定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供给与产出、物价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明显增强.对于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的关系,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理论界都是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为确保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有必要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特别是M2)进行实证研究.因此,文章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协差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物价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货币供应量与产出同向变动,价格、产出对货币供应量的弹性为正.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有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途径,但国内学者对于不同渠道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存在一定的分歧。自1998年开始,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方式逐步转化,货币市场进一步发展,逐步形成货币政策的间接传导机制。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1998年到2008年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间接调控体系建立以后,从影响的显著性来看,贷款和M2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但是一方面贷款对产出的影响略高于M2的影响,另一方面贷款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略低于M2的影响。从稳定性来看,信贷渠道也优于货币渠道。另外M1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很不稳定,关系不明显。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言,应该选择将贷款和M2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贷款为主,M2为辅,但是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货币政策货币渠道将越来越大。     

泰勒规则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1994-2006的实证检验

随着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逐渐减弱,以利率代替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针对原始的泰勒规则及其扩展型,采取历史分析方法、政策反应函数方法以及时间序列的协整技术,对泰勒型规则在中国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泰勒规则在中国是一种不稳定的利率规则,而且利率对产出缺口的相关性极低,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是偏向通货膨胀而不是经济增长。因此,本文认为,中央银行应该采取盯住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