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了吗?——基于中部A省51个县域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

农民的脱贫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任务。为评估2016年从中央层面启动的支持贫困县统筹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基于2013-2018年中部A省5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能够显著推动农业的发展,即产生"增产效应",但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其中"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13.72%,"增收效应"则被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遮掩了64.22%。因此,加快涉农领域政府间权责划分、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升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是进一步优化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优化选择。     

公共财政政策支持农民增收的效应评价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公共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该文利用有关数据对财政支农资金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绩效性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支农政策的取向。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借助计量经济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确定了新疆财政支农总量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疆财政支农总量与农民人均收入之间单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在消除模型的自相关后得到结论：新疆财政对农业每增加1%的投入,农民人均收入将增加78.83元。最后针对如何提高新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黑龙江省财政支农问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作为全国农业大省,农业也成为其最主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全国财政支农资金不断增加。黑龙江省财政支农根据国务院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民增收,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同时,黑龙江省也不断优化调整财政支农结构,突出财政支农重点,促进其“三农”又快又好的发展。     

我国财政支农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基于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研究财政支农问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从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入手,以1978—2009年财政数据为支撑,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通过OLS回归,探索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支农效果的政策建议。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途径

日本农民增收的成功经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高速发展城市经济以减少农民、工业和城市扩散以适应农民兼业、政府财政对农民实行高补贴。现阶段，中国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规模经营没有发展、农民兼业程度低、政府财政支农力度过小。中国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城乡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强政府财政的支农力度。     

中国农业政策实施效果实证研究

农民增收是当前中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就市场价格支持政策、财政支农政策对于农民增收政策目标的实现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     

强化农业项目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效的支农惠农政策.各种渠道、方式投入到农业领域的资金大幅度增加,对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提高农业综合实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大幅度增加,资金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在某些环节上已制约了财政支农资金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了国家农业政策的切实贯彻落实.     

农民增收与财政支农政策的现实优化说

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既是我国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今后的长远目标。本文深入分析公共财政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及财政支农政策的问题，并寸步探讨增加农民收入财政支农政策现实的优化。     

陕西农民增收比较研究

本文分析了"十一五"期间陕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着力改善民生,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深入调研,与四川、云南、宁夏、新疆农民收入状况,以及土地资源、主要农产品占有量、劳动力资源和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状况的系统比较,多角度剖析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提出促进陕西省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着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着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着力改进惠农支农补贴方式,进一步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农业资源在农民增收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根本性作用;着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民增收质量;着力培育农村市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空间;着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民增收水平;着力探索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探索制定农业保险政策,进一步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理论阐释与政策优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鉴于农业的基础性和弱质性决定了财政在必要时给予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我国在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阶段,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勿庸置疑,农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弱势产业,农业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是＂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如何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是财政农业投入政策的关键所在。本文首先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必要性进行理论探讨;其次,分析我国财政农业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政策取向。     

以公平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收入的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因为公平会损害效率,并降低资本积累率。但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主要来源于效率以外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经济引起的垄断、国有资产的流失和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等等。消除这些因素,不仅可以增加公平,而且也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公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economic activity in Finland

This study analyzes whether fiscal policy decisions have real effects on the economy of Finland, and if they do, what are the strength and durations of the effects. We utilise the Vector Stochastic Process with Dummy Variables (VSPD) method in our empirical work. This approach is a suitable tool to study event-based episodes. Fiscal policy shocks do have an effect on the economic activity of Finland when the time period 1990–2007 is investigated. A positive tax shock (or a policy that increases public sector revenues) seems t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nvestment and GDP but the response of private consumption is mixed. Results clearly indicate that increa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s out private sector activity, and the effect takes place sooner than with the Revenue variable in question. This is a clear evidence for the crowding out effect.     

中国城镇家庭财产水平研究:基于行为的视角

本文首先提出了一个各种因素影响家庭财产水平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对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和实证分析,估算了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函数,重点考察了户主的主观行为特征在财产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发现:户主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财产水平的增加;与低收入或者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家庭相比,对高收入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来说,投资参与度与风险偏好度对家庭财产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一些。最后,针对政府如何促进居民财产水平的提升,本文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逆向第三财政与收入分配不公

第三财政指的是政府通过支配国有经济利润而形成的财力分配活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节节高升,甚至国际金融危机也不能放缓其步伐。本文构建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下游私营企业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证明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攫取了下游私营企业的创新红利,它们的高额利润来自于垄断地位。由于目前第三财政的收入几乎完全由体制内人群享有,故伴随而来的是体制内外人员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工业化进程和足量农村劳动力供给带来的低工资,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体制下,不断膨胀的第三财政本身成为了恶化收入分配不公状况的一个原因,是一种逆向的财政机制,应该从支出入手进行调节。     

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

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严重障碍,公共财政制度不完善是这一问题产生的财政体制根源。所以, 加快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我国当前来说,公共财政应该加大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收入分配和就业问题的支持力度和调控力度。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

“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传统农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财政政策研究

定位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传统农区,多年来却一直面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快的难题,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农区也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对于传统农区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展区域来说,则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财政政策是推动地区和产业发展的有力工具,多年来国家一直给予传统农区以财政上的支持,但这些财政政策主要是围绕农业和粮食做文章,与新型工业化的耦合不足,传统农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创新针对于传统农区的财政政策。     

略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及面临的矛盾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从根本上对传统农业进行彻底的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在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农业是典型的弱质产业,要实现这种转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的作用来实现,政府的导向和介入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Social security,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growth-inequality relationship

We study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depends upon the levels of funding of two of the largest government programs, public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We do this in the context of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economy with heterogeneous agents where the government collects a tax on labor income to finance these programs. We show that in our model an increa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security reduces income inequality and can have a non-monotonic effect on growth. When the initial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funding is low, as is the case in most poor economies, then its increase will enhance growth. When its funding level is high as is typical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we show that its further increase can slow down growth while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These results obtain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increase in social security funding is financed by a tax increase or by cutting the public education budget. We also find that 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public education expenditures or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government budget (holding the budget composition fixed) are characterized by similar non-monotonic growth-inequality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