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解读中国国防费开支：从补偿性增长到协调性增长

文章受Laurent Ferrara （2003）启发,选用1978-2012年实际国防费增长率时间序列作为实证数据,运用MS-AR模型对该时间序列进行结构转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受国防发展战略影响,中国国防费增长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1980-1988年,国防费处于负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3.17%;1989-1996年,国防费处于低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4.69%;1989-2009年,国防费处于补偿性增长期,平均增长率约为11.99%;2010-2012年,经济增速放缓,国防建设与之协调,其增长率明显减缓。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国防费增长具有补偿性、协调性以及防御性特征;2010年以来中国国防费的增长趋势有所变化,在经历持续多年的补偿性增长后,正从补偿性增长向协调性增长转变。为了更有效地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我国应该大力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从预算增幅下降看中国国防费

任何国防投入的最终目的,都是由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国防政策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所奉行的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意志,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防费增长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论我国国防费的宏观调控

国防费用的支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调控稳妥的情况下,国防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设置可以占主导地位,得当的宏观调控,可以建立巩固的国防后盾来保卫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发展,我国应根据国情加大对现代化国防体系的建设力度,使国防费支出在满足安全建设需要的同时有效的刺激国民经济,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适当调整国防费的支出比例[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我国国防供给可持续发展研究——以1978—2007年数据为证

亚当·斯密指出：“国防比国富更重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国内外相关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问题。2009年1月20日《2008年中国的国防》正式发表,公布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国防费相关数据,为国防费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权威的资料。本文利用国防白皮书发布的公开数据,在对国防费相关的五项指标进行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SPSS统计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对1978—2007年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状况做出了基本判断。     

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探讨

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趋势与经济发展进程是基本同步的,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目前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如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高、社会公共事业投入不足、行政管理费增长过快、国防费比重偏低等。因此应当调整经济建设支出,强化社会文教支出,深化行政机构改革,控制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增加国防资金投入,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     

从经济学角度看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利与弊

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国防费支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派别,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广受推崇。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利与弊,其中的合理因素对我国确定合理的国防费规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军费不可长期低位运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发展基础。世纪之交,江泽民主席又制定了"三步走"战略,现在的关键是要把2010年前的第一步走好。要搞好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防费的合理增长是十分必要的。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国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很低,仅仅相当于他们的1/3,这显然不适应新的形势。必须按照江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指示精神,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对军队的投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全军后勤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的重点基地全军唯一的经济类院校全军重点建设院校孙兆斌,男,安徽太湖人,1966年7月生,军事财政学博士,军事后勤与军事装备学博士后,军费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防费规模与结构优化。现为军事经济学院技术5级教授、军事运筹学导师、全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军事运筹学学会理事、《军事经济研究》编委。     

军事财力资源运行风险防范面临的挑战

在军费供需矛盾比较突出的现实情况下,如何有效的利用这些国防费,降低军事财力资源运行过程的风险,提高资源运行效率,成为当前财务工作之要务.本文重点对军事财力资源运行风险防范面临的挑战提出几点看法.     

“警惕中国论”是杞人忧天

与2005年一样，美国和日本提出的“警惕中国论”依然是2006年度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的话题。今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1700美元，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已经超过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五，这将使西方国家的“警惕中国论”进一步抬头。不久前，美国在国防报告书中指责中国以经济增长为基础推行军事和政治大国路线，日本也加入到美国指责中国的行列。     

外媒错读中国国防白皮书

1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最新的《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这是1998年以来,中国发布的第6版国防白皮书。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国防白皮书有许多亮点,比如首次证实60周年国庆阅兵时将展示新武器、首次提出全球销毁并停止研发核武器的主张、首次宣布二炮已具备陆基战略核反击能力等。但有些西方媒体则明显地表示出对白皮书的错误解读,而更多的西方媒体还趁机炒"中国威胁论"的冷饭。     

西方国家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比较探析

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概念是由美国前总统怀特·艾森豪威尔于1961年在其离职演说中首次提出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也称“军事-工业复合体”,指军事领导机构同工业、研究、教育和政界等很广泛的部门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国防经济体制,是由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多种结构的统一体。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核心是军事领导机构,它担负着对国防经济的计划、组织、监督和调节的职能。与军事领导机构紧密联系的军备工业和科研的构成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另一部分。军备工业根据同军事领导机构签订的合同进行军火生产。军事科研单位以及各种“     

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在一体化经济和军民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国防支出对经济贸易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中国近三十年来国防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对外贸易能够促进国防支出增加且对外进口贸易对其影响增幅较大。同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中国要稳步增加国防支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加大产业科研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民经济动员中的国际贸易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贸易对经济总量的贡献率不断增加，使其成为现代战争资源准备的重要内容。国际贸易对国防领域的渗透，反映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由于技术进步，加速了战争资源在国际间流动和配置，因此，国际贸易的展开将有利于增长国防经济潜力，提高国防经济实力和优化国防经济结构，有利于优化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组合。在国民经济动员中，为了确保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和把握战争主动权，往往需要根据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利益，有条件地进行国际贸易，特别是入世后更要在加速贸易往来中强调贸易安全等策略。     

基于CES生产函数的国防支出就业效应研究

通过在CES生产函数中引入国防支出变量，并运用ARDL方法建立ARDL-ECM模型，探讨了国防支出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国防支出在短期内促进就业，但从长期看，我国国防支出的就业效应为负。研究结果表明要使国防支出在促进劳动力就业方面长期发挥作用，需要从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事技术创新、军民融合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国防资源配置。     

新型国防教育基地与村(社区)民兵连 融合建设的路径探索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我们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凝聚强大力量。"抓好村(社区)国防教育是实现全民国防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把全民国防需求下的新型国防教育基地建设与民兵调整改革实践下的村(社区)民兵连建设融合起来抓建,能够实现军事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赢,对两者融合建设具体路径的探索,可以为新时代的国防教育工作开展和新型国防教育基地的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国防预算监督问题研究

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自有其合理性,增长的预算要求对预算的监督也应进一步提高。文章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等相关理论针对我国国防预算监督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与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美军方承诺“走出怪圈”

10月27日,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五角大楼的罕见会晤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路透社以美国呼吁中美确立持久的军事对话为题报道称,盖茨在欢迎徐才厚时,呼吁中美军方要打破多年来对话时断时续的怪圈,建立持久的对话关系。报道还援引美国军方一名官员的话说,美国官员渴望与中国加强交流,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军力的迅速崛起。法新社援引五角大楼发言人的话称,徐才厚的这次访问,能够使美中军事交往强而有力地持续下去,不会因为两国间发生摩擦而再度中断。     

美国国防资源配置程序概况及启示

美国国防资源配置过程是一个由战略到资源的配置过程。战略上通过“政策山”机制实现，通过四个系统使战略与现实军事能力相衔接，预算依赖于PPBS来进行，体现了高度的技术理性，在美国国防转型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军要合理借鉴美国资源配置程序的合理内核，在顶层设计、预算模式、专业分工、组织建设、监督能力上下工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防预算制度。     

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从政选择与中国现代化——以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视角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军事失败催发了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知识分子则较快地由对现代化的讨论走向实践。当政府招纳人才为发展工业和国防做准备时,知识分子撇开＂独立＂的政治态度,为了现代化而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并初步展开他们的现代化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