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2000年～ 201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腐败、金融生态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腐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的发生则降低了金融生态环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金融生态环境质量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加强反腐败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策略之一.     

经济体制、科研投入与金融深化的互补效应

使用200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科研费用投入对金融深化的互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经济体制转型和科研费用投入对金融深化分别具有抑制效应.但经济体制转型和科研费用投入对金融深化却具有联合的互补效应.由此得出政策建议：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促进金融深化必须不断增加科研费用的投入.     

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差异的演变及解释——基于寿险与财险的夏普利值分解

本文运用合作博弈中的夏普利值分解法对中国寿险业与财险业在2003-2012年的省际发展差异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寿险业与财险业的省际发展差异除在个别年份略有增大外,总体来看均呈现逐步收敛态势.笔者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比重和金融发展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寿险业与财险业的省际发展差异都存在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最为关键,而城镇化比重和金融发展程度对二者的影响程度有明显差别;另外,人口结构因素对中国寿险业的省际发展差异虽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逐渐降低的趋势;第二产业总值和事故发生数对中国财险业的省际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近十年一直保持稳定.     

金融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对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又通过中国1990年—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对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地推动作用,并且这种推动力会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地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但这种作用在城镇化的初级和高级阶段更明显。基于此,要加快金融产品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扶持力度等措施的实行来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金融约束还是金融深化

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经历了从金融深化到金融约束的转变。本文研究了这些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过程、内容框架以及政策取向,探讨了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干预作用,着重分析了金融约束理论的局限性。指出金融约束只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工具,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最终也向金融自由化的方向过渡,从而得出金融约束和金融深化并非截然对立的结论。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流通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金融支持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传统金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计算机信息技术加持下而形成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流通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中部地区位居其后、西部地区影响最小;从影响路径上看,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流通业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其收入水平,进而通过收入水平刺激消费,间接促进流通业发展。研究发现为中国更好地通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通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金融创新对金融深化的作用分析

金融创新会对金融深化产生推动力,同时金融深化也会促进金融创新的发生。这种互劝性取决于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的健全程度。通过调整金融创新对金融深化的作用机制可以改善金融深化的运行状态,进而推动推运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发展。     

金融发展减缓了农村贫困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4~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地区贫困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金融机构农村信贷资金投放这一渠道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主要体现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形成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拉动而有助于农村贫困减缓。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实证结果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对其农村地区贫困减缓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并不能减缓农村贫困,从而使得中国金融发展效应较大的地区差异在政策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基于中国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金融发展理论相关概念具体内涵的基础上,理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选择了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相应衡量指标,通过对这些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检验了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表明：中国的金融抑制可能会促进金融深化,金融约束在长期内并不能促进金融深化,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深化有显著影响。     

中国金融深化进程中的效率分析

自从1973年麦金农和肖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提出金融深化论,主张市场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展开了金融深化运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也不例外.若我们以广义货币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中国金融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在中国金融深化进程中却长期存在低效率运行状态,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股票、国债上,本文便对中国金融深化进程中的效率进行分析.     

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重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1992~2011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等制度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制度环境替代性变量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均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由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的路径选择——国际比较与中国经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实施金融深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不仅加剧了学术界的理论争论并产生某种理论偏向,而且更是使那些正在或准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深化理论产生了动摇和怀疑。在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综述和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实践,对金融深化理论和实现路径提出了一些看法。     

犯罪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犯罪活动可能通过弱化财产安全和交易契约的有效性、阻碍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成长以及恶化投资环境等渠道阻碍金融的深化。本文基于中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证实,在控制住经济变量、法律环境等变量之后,犯罪率显著地阻碍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而言,每万人的犯罪人数每增加一例,当地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将下降１．６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分地区考察的结果还发现,在金融深化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更大,意味着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有关。     

犯罪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上,犯罪活动可能通过弱化财产安全和交易契约的有效性、阻碍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成长以及恶化投资环境等渠道阻碍金融的深化。本文基于中国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 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证实,在控制住经济变量、法律环境等变量之后,犯罪率显著地阻碍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总体而言,每万人的犯罪人数每增加一例,当地金融中介的私人贷款占 ＧＤＰ的比例将下降１．６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分地区考察的结果还发现,在金融深化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也更大,意味着犯罪率对金融发展的阻碍程度与金融发展水平有关。     

法律制度效率，地区腐败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法律制度和地区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在法律制度效率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在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精神就越倾向于有效发挥;与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相比,法律制度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与法律制度效率较高的地区相比,腐败在法律制度效率较低的地区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更大。在我国重新启动新一轮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这一研究不仅对优化中国法制环境、治理官员腐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为激活企业家精神提供可操作的政策启示。     

地区腐败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基于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资本投资取向的重要因素。文章以第九次和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地区腐败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区腐败环境显著抑制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具体来讲,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企业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越严重,企业的人均培训费用越低、人均培训次数越少。研究还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对腐败环境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相较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地区腐败对无政治关联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研究从制度视角拓展了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从微观企业层面深化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     

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的战略分析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亚洲金融合作对于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增强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和提升亚洲的国际金融地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亚洲金融合作的现状来看,现有的金融合作模式程度相对较低,而且存在着诸多缺陷.尽管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有较多的障碍,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发挥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是中国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高度重视中国在参与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金融深化论及其政策主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金融深化这一观点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消除金融抑制、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却屡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增长严重受挫。通过对该理论及其具体实施路径的分析，可以发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深化论的部分假定条件比较严格，不是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理论的实用性，也说明了经济改革不能照搬理论，必须结合国情，制定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