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手”调控吴兴治水

今年以来，借“五水共治”的东风，吴兴区积极动员部署，落实工作责任，完善相关政策，充分利用经济手段、法律于段和行政手段促进工业治水，引导企业自觉走上转型升级之路。     

实现农民工“完全城市化”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但目前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法融入到城市社会,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户籍限制与土地禁锢是深层次的原因,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政府缺乏综合考虑。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政府在改革户籍制度与土地流转的同时,应该加快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设,从而实现农民工的“完全城市化”。     

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内部的自我歧视问题研究——基于农民工与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就业能力的比较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和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两种边缘群体。虽然农民工和部分城郊结合部激进式市民都属于低技能劳动力市场,但他们内部依然存在自我歧视的问题。提高其就业能力并最终实现“弱 弱=强,”对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

本文以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讨论为例,从话语生成机制和政治倾向入手分析微博公共议题讨论的传播特征.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微博上,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他们基本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公共议题的讨论中.不仅如此,微博舆论领袖们还具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主动利用网络空间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这种传播现象可以借用一个世纪前列宁有关报纸党性的言论来概括,即微博“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

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     

对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完善的探讨

本文在分析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引导高校设立“大学生司法公益救助志愿团”、确立“农民工司法救助日”和借助城市公共场所、电视台公益广告栏目等大力宣传农民工司法救助知识三个方面阐述了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的构想,以期更好地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促进社会稳定.     

俄罗斯纪行

1993年9月至1994年3月,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考察。所见所闻,总的印象是:一个国家,若没有政治的稳定,经济改革无法进行,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前苏联解体后,以激进著称的叶利钦,不顾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出于政治目的,选择了激进的改革方案——“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不符合俄国国情,必然遭到失败。但     

民营企业在“国进民退”形势下的新生境及其控制权特征

“国进民退”已成为不可否认的现实,而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所有制结构的民营企业正在面临无法规避的窘境,反映在并购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民企开始“皈依”国企。政策倾斜带来的融资困境,迫使他们采取种种避税手段,让很多民企经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不得已而放弃来之不易的控制权。     

“台湾人”马英九

陈水扁激进的“去中国化”运动，加深了岛内不同种族间的紧张态势，马英九的胜利，或许标志着这场运动的失败。但是，台湾人的“主体意识”不仅仍然完好，甚至还因马英九的当选再次被确认和加强。中国共产党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可能就会开始挑马英九的刺，而海峡两岸的关系也将再度紧张。     

积分入城制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新探索——基于对广州市农民工积分入城制度的实证研究

城市的飞速发展,使得进城务工农民越来越多,且在年龄分布上新生代己占据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有着自身的突出特点.这部分群体年龄普遍较小,多为未婚,其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将在务工城市完成.因此,难以融入城市、受户籍所限无法享受到各种城市福利所带来的问题愈加凸显,“市民化”的呼声也愈发强烈.本文基于对广州市积分入城政策的实地调研,总结分析政策实施的现状、尚存在的不足并探索优化措施,同时,分析积分入城制度对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重要意义.     

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

对于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子女而言,学校意味着什么？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还是迈向阶级再生产的驿站？公办学校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是否会带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增加？研究发现：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其成长的过程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一方面认同主流价值观,渴望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则制度性地自我放弃。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而获得独立与自尊,同时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加速了阶级再生产的进程。两类机制虽有差异,却殊途同归地导向阶级再生产而非社会流动。     

试论尊严内涵及其保护机制

在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过上了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之后,社会就会产生幸福与尊严需要,开始追求幸福与尊严。正因为如此,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的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这种需求变化,适时提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视人民的尊严为己任,自觉承担起维护人民尊严的责任。从尊严的概念和构成来看,尊严的获得有两个基本条件：权利和尊重,即有了权利且权利得到尊重。据此,在使人民群众活得更有尊严时,必须做到赋予、认同并尊重人民群众的权利。为此,应保障、认同并尊重《宪法》所赋予的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自由权、平等权与民主权等,并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法规等人民尊严的维护与保障机制。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前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业主维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极大关注。本文首先从学理层面深入探讨了“业主维权”的概念内涵,然后对现有文献中有关业主维权研究的各种理论视角进行述评,最后根据笔者的研究经验提出业主维权研究的进一步议程或许可以纳入“公民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的形成”三个框架之中。     

关于现行民诉抗诉案件再审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诉法赋予人民检察院享有抗诉监督权,但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抗诉的事由过于宽泛、检察机关在出庭时的地位尴尬、抗诉的程序复杂时间太长、抗诉过程容易产生干扰、抗诉证据容易灭失以及再审案件管辖权的设置不够科学等,建议从适当限制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权、设定同级抗诉制度和设立专门再审程序等方面进行改革。     

中国对日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的转型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为抵制日本政府敌视新中国、拒绝邦交正常化但唯利是图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切断经济交流并厘定日本政府必须停止反华政策等政治原则作为重开贸易的条件。但由于日本民间组织、在野党和重视对华关系政治活动家的推动，更由于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外交挫折，中国虚化政治原则而重开中日贸易，并尝试联合日本反抗苏联；对日外交形成了经济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两条路线。60年代对日外交的转型发展或可谓应付时局的选择，但偏离中日关系主题，因此衍生了影响深远的负面后果。     

政权“悬浮”与市场“困局”：一种农民上访行为的解释框架——基于鄂中G镇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分析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考察和归纳了农民农田水利上访的两种类型：以个体为主的“纠纷延伸型”上访和以群体为主的“干旱求援型”上访。接着,作者对农民农田水利上访行为的发生机制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农民针对农田水利问题上访的心理文化机制,而由政权“悬浮”和市场“困局”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导致的农田水利恶化是上访发生的结构性因素。最后,作者针对目前学界的农民上访研究进行了扩展性讨论,认为农民上访研究应该适时地从“抽象”的上访研究向“具体”的、类型化的上访研究转化。     

美国环保政策法规的发展历程

美国为环境保护立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是美国政府早期颁布的环保法案仅体现了美国土地政策的转变,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触及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一系列重要的环保法律相继出台。70年代末期,经济的缓慢增长,商业团体的游说和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放缓了美国环境保护的步伐。进入80年代,里根政府放松环保管制,但却唤起了公众强烈的环保意识。到90年代,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政策逐渐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尽管美国的环保法规政策因政治气候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始终是与时俱进,日趋完善。     

Stability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in the face of mass protest

Why do some newly introduce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face anti-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and swiftly exit office, while others are able to establish political regimes that last for decades? Historical evidence find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wenty-first century to be three times more vulnerable to mass protest than a hundred years ago. What can explain this trend? This paper relates the stability of newly emerge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to the political composition of the protest that brings a new incumbent to power and in factors that can shape it. Our theoretical model, incorporating protest into a dynamic Downsian framework, featur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protest coordin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the coercive capacity of the regime.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First, it discusses a new historical trend of instability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Second, it proposes a model tha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growing instability of revolutionary regimes, as well as conditions that undermine stability. In equilibrium,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verthrown by popular uprisi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 gained power on the wave of popular support. Third, we demonstrate that under a set of conditions, the new incumbent would always come from a different part of political spectrum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leader.     

论新商标法中的驰名商标的修改

驰名商标具有无形的财产价值,它所蕴涵的内在经济价值是不可预估的。世界各国对于驰名商标都给予了特殊的保护,将其用法律的方法保护。相对于普通商标而言,驰名商标能获得的保护更多。驰名商标的保护是商标法保护的核心,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导致其被盗用或模仿的可能性比普通商标更高,因此对其保护更加周密严格。驰名商标可以获得跨类商品等较高的保护水平,较之于普通商标还拥有一些特殊的权利,我国现行的《商标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但是仍有不足之处,故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一些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