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本文主要研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的影响。本文以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数据为样本,对中国的投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首先,通过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相关性显著。其次,本文将地缘政治风险分为暴力型与平和型,实证结果发现暴力型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相关,而平和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进一步发现具体地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敏感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3-2014年28个经济体面板数据

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贸易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例

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分析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规模受本土和来源国市场容量影响显著。其中,细分中间品进口规模所受影响各有侧重,来源国物流绩效推动工业型中间品,政府效能促进资源型中间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精细型中间品,贸易互补性能带动资源型和工业型中间品。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与中间品贸易存在显著替代关系。因此,立足中间品类型、开发双市场容量、提高两地贸易互补性和妥善处理贸易投资替代关系是推动向西开放的基本方略。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访济南中讯伟视数码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年当"点子"变成"金子"

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点子都能变成金子的.在与人的交谈和讨论中,在独自沉思的过程中,在认真细致的阅读中,都有可能在脑海里突涌出无数个想法和创意.但这些想法和创意仅存在脑海里是不够的,不把它贯彻执行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一个人在梦中神游万里,醒来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一直躺在床上做梦而已.……     

论我国的税收"缺位"与收费"越位"

税收是政府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主导地位不容超越.目前,我国出现的税收"缺位"与收费"越位"现象,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必须清费立税,实行费改税.     

"城市哲学"与"市民精神"——城市的创新土壤比创新能力更重要

一、城市哲学的文化资本意义"今天已经哲学过了吗"?听起来,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似乎有些不合理。但是,其意涵之深刻却可以告诉人们一个"城市哲学"文化资本意义,以及这个城市"哲学家小路"     

从“文化”到“文化生产力”

文化是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并列的三大形态之一而存在的,并反映和反作用于人类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发展文化生产力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在笔先”“意随笔生”与“主题先行”

对“意在笔先”、“意随笔生”与“主题先行”三个命题的含义及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全面地认识写作实践中主题的确立。     

论“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

对“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求得全面清晰的认识 ,是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的前提和保证。     

由"神明"到"规矩"——易堂九子的文法思想

易堂九子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士人群体。他们的文法理论构成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唐宋派和桐城派相比,易堂九子的文法理论具有形而上色彩,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他们主张由规矩到神明,既是易代之际立言的法则,又针对有明一代的模拟文风,具有现实意义。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