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演进的时空格局分析

选取东北地区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2001—2011年的邮电业务量、客货运输量、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相关指标,建立城市功能联系指标体系,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城市功能联系和GDP相关性检验,从时间和空间视角对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演进格局和空间相关性进行探究。研究表明:2001—2011年东北地区城市信息流、交通流、资金流的流量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组成结构出现复杂的变化,不同等级城市、不同要素流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2001—2011年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先后经历了缓慢增长期,过渡期和快速持续增长期三个发展阶段,空间分布态势经过弱集聚—随机分布—缓慢集聚的变化过程;东北地区城市功能联系总体格局表现为"一廊、四心、四群"的空间特征。     

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模型对2010—2017年兰州—西宁城市群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具有"中心高边缘低"和"北部高南部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工业污染集聚高值区和低值区基本保持稳定,具有"路径依赖"特征。②工业污染集聚格局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工业污染集聚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的工业核心县(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的工业欠发达县(区)。③工业污染集聚存在空间溢出性,工业污染集聚与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之间呈现正相关性,与技术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性。④工业污染集聚不仅受本县(区)人口密度、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工业集聚、产业结构等因素影响,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受其相邻县(区)工业污染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冲击。研究认为,城市群内各县(区)应加强工业项目协调发展,促进污染联防共治,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

依据兰州市2016年工商企业登记数据,运用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研究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不均衡,自东向西依次为中心高密度地带、过渡地带、扇形低密度地带,呈现出"圈层+扇形"的空间结构特征;从不同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集聚趋势更为明显,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集聚趋势较弱,并且除金融保险业呈现出多中心的集聚特征外,其余行业都是单中心集聚;就不同规模而言,较大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大但集聚程度较弱,而较小规模企业的集聚范围较小但集聚程度较强,成为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主导力量;城市功能分区、地价租金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办公空间分布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因素。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中国典型城市群住宅地价空间特征研究

通过对我国长三角、京津唐、珠三角、武汉、中原、成渝六大城市群306个城镇的住宅地价进行研究,试图发现城市群内城市住宅地价的空间分布规律与机理.综合采用地统计的空间插值、空间差异、空间变异分形、相关性理论方法,以SPSS为统计分析工具,对六大城市群城市住宅地价进行了反距离权重插值、余期望系数、分形测度、自相关等全面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群住宅地价具有以下特征:地价存在显著的地域特点,东部高、中西部低;城市间地价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群间差异是造成城市住宅地价差异的主要原因;城市群内城市住宅地价符合等级体系特征,且不同特质的城市群具有不同的分维数;由于城市群发展特点与阶段不同,造成群内地价的不同变化趋势;城市群内城市住宅地价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表现在全局性的相关性与局部性的自相关性的空间差异.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兰州市大中型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以兰州市为例,依据空间区位理论、商圈理论等为指导,借助Arc GIS10.2、Geo Da软件,基于多变量视角综合运用反距离空间插值、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从空间布局、内部差异、集聚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来揭示兰州市大中型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兰州市超市总体呈"西疏东密"的不均衡特征;内部差异较大且不同规模超市的分布特征不同;与人口的空间分布呈显著正相关;对交通的依赖性较强;呈明显的商业中心趋向性;与城市地价耦合关系也较为显著。     

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的时空格局演变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圈层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技术与杭州市工商登记数据探讨杭州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公司数量整体上由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呈圈层递减的态势,少数行业的外围地区数量较多。高密度区基本在中心城区成片集聚,不同行业高密度区存在空间分异与趋同现象。空间格局演变分析反映:各类行业既有向心集聚,又有不同程度的向外扩展趋势,但它们向心集聚与对外扩张特点不同,部分行业新增企业高密度空间一致。关联、集聚、规划引导机制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演变。目前部分地段存在写字楼供需不匹配问题,亟需解决写字楼过度空置问题。     

基于多中心性分析的中国交通网络互补性的空间格局

基于强度、介数和紧密度多中心性指标,构建城际交通互补度模型,刻画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间铁路、公路与航空网络的互补性空间格局:中国过半城市为铁路—公路"双轮驱动型",主要连绵呈片状展布于东北、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以航空为主导交通方式的城市基本呈点状镶嵌于一线或省会城市;铁路与公路互补程度最高,且高值区高度集聚于西部省份,铁路与航空互补度高值区相对集中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城市群,以及东部京津冀和珠三角,而公路与航空互补度峰值区分布零散,主要呈点状分布于各省会城市;整体上,综合交通互补度的空间自相关较弱,局部以铁路—公路互补度集聚程度最高,热点区集聚于西南,冷点区则散落分布于多个省份。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江苏省小城镇地价空间分布与成因研究

以江苏省典型区域的小城镇体系为样本、以城镇平均地价为指标,对江苏省小城镇体系地价进行地统计研究,分析发现江苏省小城镇体系地价表现出明显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小城镇体系地价从中心城市到行政区边缘的变化具有明显阶段性,且不同城镇体系表现出差异特征;②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小城镇地价结构体系存在较大差异;③小城镇间相互联系强度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城镇体系地价的相互关联性表现迥异;④江苏省区域小城镇体系地价总体存在南—北向空间变化趋势。最后,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揭示出:区别于大中城市地价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集聚规模,小城镇地价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空间区位差异。     

中国地级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文章以2016年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测度数据为基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分析方法,探究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总体偏低,空间差异比较大,呈现出自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分布特征。②空间分布格局鲜明,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集群特征显著,整体上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等级扩散特点。空间冷热点集聚特征明显,西北、西南地区表现为低值集聚,华东、华南地区表现为高值集聚。③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影响,且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人口规模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一定负向抑制作用,其余影响因素对电子商务发展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互联网普及程度、交通物流环境、城市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基础设施。     

欠发达地区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的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综合运用NNI、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聚类等方法,研究1998、2008、2018年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热点分区,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机构总体和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2)空间集聚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金融机构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新乡和邯郸—邢台—安阳为核心的集聚区。(3)城乡居民储蓄是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联系、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人力资源、科技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较弱。(4)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一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金融业倾向于布局在高等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其金融机构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城市群有较大差异。     

外卖餐饮业店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中心城区为例

文章基于“饿了么”外卖平台开放数据接口,获取2019、2023年长沙市中心城区内外卖餐饮店地理位置信息,在解析外卖餐饮店的时空变化及集聚特征基础上,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探讨其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沙市外卖餐饮业分布由“一主两副”形态逐步演化为“多核心网络结构”现状格局,“网络化、均衡化”态势明显。(2)不同类型菜系外卖餐饮业态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高度集中于城市传统商业中心;外国菜依赖居民区、商圈形成聚集区;快餐小吃集聚区逐渐增多,与城市外卖餐饮总体变化趋势相符。(3)人口密度、地铁站、购物中心、休闲和娱乐设施等对外卖餐饮业总体空间格局起到主要解释作用,而房价、超市、公司企业、机关团体、高校、风景名胜、住宿服务等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各相关因素对不同类型外卖餐饮业的影响强弱不同,对快餐小吃影响最大,其次是外国菜,地方菜最小。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城市地价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宿州市为例

运用全局和局域自相关统计量及地统计学半变异函数分析方法,对宿州市商业和住宅地价的全局自相关、各项异性及局域自相关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在2 800m范围内,宿州市商业和住宅地价均存在较强的正自相关性且趋于高值集聚,随着相关距离的增大,地价半方差按球状模型曲线增长,自相关性逐渐减弱;在不同方向上,地价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不尽相同,南北方向上的空间自相关范围要大于东西方向,但随机性较强,自相关程度较东西方向弱;在全局呈显著自相关的情形下局域地价也主要呈空间集聚格局,但部分地区表现出异质性.     

中国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化

以世界和中国500强企业为样本,应用变异系数、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自相关、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经济竞争的时空格局及网络结构演变。结果表明:①外资和中国企业的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成都、重庆和西安是集聚中心。②外资企业集聚趋势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强化;中国企业集聚趋势减弱,核心—边缘结构弱化。③西部城市外资和中国企业均存在"组织链末端锁定"现象,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均较弱,但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更弱。④两类企业均围绕成都、重庆、西安、贵阳形成高—高集聚区,呈群体式发展,围绕兰州、昆明形成高—低集聚区,呈据点式发展,其余大部分城市空间自相关性极弱,空间极化不明显,中国企业的区位选择对外资企业有明显的示范效应。⑤基于外资企业的城市网络结构趋于复杂化,集聚特征明显;基于中国企业的城市网络发育趋于成熟,分散效应明显增强;成都、重庆、西安是城市网络的核心城市。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培育具有辐射带动力增长极,吸引国内外企业,增强区际联系,提升西部城市参与全球和全国竞争的能力。     

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发展时空演变特征

采取熵值法对1995—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及其细分行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相对发展率指数和基尼系数对区域发展差异与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分析,并对各细分行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别探讨。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围绕"T"字形高发展水平单元区向外围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2005—2014年相对发展率指数差异程度较1995—2005年降低,且各单元间综合发展水平差异先增后减;各细分行业虽均有发展,但发展进程不同,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各时段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空间集聚模式与演化特征;同一行业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在发生变化,不同细分行业影响因素不同,未来应细化高技术产业各细分行业发展策略。     

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建成环境场耦合性

适宜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创意氛围刻画与营造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地理与宜居城市规划契合难点。采用基于文化创意企业大数据的核密度法和构建城市建成环境场模型,分别分析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位及集聚度、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的空间特征,继而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法甄别与诠释杭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建成环境场的耦合性及其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呈现以文三路和学院路区块为核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的圈层结构,内核包含浙江省政府、武林广场、浙大西溪校区围合区域,沿着天目山、体育场、莫干山等路向周边扩展。(2)杭州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呈现浙江省政府所在区域为核心高值区,向外距离增加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呈现"高—低—次高—低"的卧"S"型曲线。(3)杭州市核心八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与城市建成环境场之间存在较高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关联存在地域与行业差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建成环境场势能具有空间不平稳性和空间异质性,高集聚度—高场势能位于城市建成环境场的高值核心圈层,低集聚度—低场势能位于文化创意企业分布的外围圈层,如杭州市八区的西北、正东和正南三翼边缘地带;高集聚度—低场势能和低集聚度—高场势能分布于核心圈与外围圈之间。     

合肥市地价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微观影响因素的视角,分别对合肥市的居住、商业和办公三类用地地价的空间格局、空间异质性进行空间插值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1用地性质不同,其地价的空间格局也不同。2居住地价呈现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地价峰值区以城市老城区、天鹅湖及滨湖塘西河公园为中心呈现圈层式梯度扩散。商业地价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区位依然是影响商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商业地价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向心性。办公地价的空间布局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集聚经济在办公用地的开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因用地性质差异,各类地价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也有所不同,但容积率对三类地价都存在显著影响。4建立地价与城市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城市及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对容积率、宗地面积等因素进行合理的赋值,能有效地发挥出土地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