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以县域尺度为视角构建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测度指数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以济南都市圈34个县市为例,构建11种交通可达性和经济发展水平组合类型,得出以下结论:①济南都市圈交通可达性区域差异较大,以低可达性和较高可达性为主,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小,以低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为主;②34个县市的交通经济组合类型分为11类,以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型为主;③低可达性低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县市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德州、聊城、滨州等地市.研究济南都市圈县域尺度交通可达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其空间格局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的影响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可达性模型及引力模型,探究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可达性及其经济联系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四纵四横"高铁开通后,整体区域可达性得到优化,高铁沿线变化尤为显著,且促进高铁客运流的均衡分布。可达性水平呈现东中西地带性递减格局,这与我国地形分布表现出高度吻合,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可达性最优,中西部山地、高原地区可达性较差。②中国"四纵"高铁沿线站点城市的经济联系总量高于"四横"高铁沿线站点城市。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差异显著,东部地区沿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总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③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的开通对二、三线站点城市经济联系改善程度较大,且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强的城市空间分布上呈现与中心城市相邻格局。     

欠发达地区高铁可达性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性研究

选取哈大、郑西—西宝、兰新高铁为对象,研究沿线欠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达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格局。研究表明:①高铁开通使得欠发达地区的可达性获得提升,呈以高铁轴带为核心、轴带外围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格局,轴带内部存在显著的"断裂"区,加剧了中心城市高铁集散场的延拓、袭夺与耦合。②高铁的运营加剧了沿线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获益分配的不均衡、加剧了沿线节点的两极分化,产生"优者更优、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③耦合度与协调度整体呈不均衡的分异态势,局部地域表现出单核心城市的极化型、双核心城市的串联型、双核心城市的错位型、低水平区域的均衡型等4种分异格局。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城市可达性测度及其空间格局模拟分析——以哈大高铁为例

利用可达性模型并结合GIS反距离加权插值技术综合测度了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表明:哈大高铁通车前后,时空压缩效果显著,城市可达性得到大幅提升;可达性改善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位于高铁线路中间的城市提升较大,首末城市提升较小;城市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加速了东北地区空间格局的演变,空间分化与重构现象日趋复杂,辽中南城市群分化成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吉林中部和哈尔滨都市圈重组成哈长经济区,哈大高铁轴带人口、经济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市的扩散域突破传统的空间尺度甚至行政区划的范畴,部分城市空间隶属关系模糊。     

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发展及空间格局研究

随着西安市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其农业也由城郊型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型。利用区位商法,对西安都市圈各区县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确定了西安都市圈各区县的优势产业。根据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的发展态势,对西安市都市农业空间布局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三圈三带西安都市农业发展战略。     

高铁可达性与土地价值:文献述评与展望

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沿线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土地价值提升均产生重大影响。以可达性为切入点,在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可达性变化—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土地开发与土地利用—土地价值。基于宏观和微观两种尺度,对高铁与土地价值的关系进行全面解析,提出高铁对土地价值影响的内在机制。通过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集中体现在受高铁影响区域范围难以界定、缺少对高铁站区及沿线土地价值的量化评估模型、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创新性不足、缺少对典型区域的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及展望。     

广佛都市圈公路网络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

利用GIS手段,以重力度量模型、网络连通度和最短距离度量模型为基础,构建综合评价指标分析了广佛都市圈17个县区、127个空间节点的公路路网通达性。研究表明:广佛都市圈的公路路网发育较成熟,受自然环境、经济及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其通达性空间格局呈明显的圈层结构,通达性从都市圈的几何中心向外围递减,且向东—西方向延伸,成走廊态势,南北向的通达性递减趋势明显快于东西向,珠江北岸通达性优于南岸,并对广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提出调整建议。     

中国高铁网络演化引导的短时旅游空间扩展效应

高铁网络发展对于短时游客的目的地选择起到了显著影响作用。文章基于高铁列车时刻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模型,以全国主要旅游城市及其A级旅游景区数据,模拟旅游可达性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结合OD成本矩阵原理构建基于高铁矢量数据的可达性模型,定量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对于一日游、周末游的短时旅游时空扩展效应。结果表明：高铁网络演变总体上提高了全国主要旅游城市的可达性水平,中东部地区的短时旅游可达时间压缩效果显著,空间可达格局沿高铁线路被拉伸扩展;高铁网络的发展促使旅游的短时可达效应进一步扩大,表现出多尺度、多层次特点,对城市一日游、周末游范围拓展的影响显著,表现出与高铁网络密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性;一日游、周末游覆盖的地级市数量增加,尤其是城市群地区的地级市。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高铁网络演化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性替代,为旅游城市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国家陆路交通可达性与城市空间联系格局

基于ArcGIS10.2软件平台,运用"可达性分析"和"重力模型"分析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41个交通节点城市的可达性和城市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中国西南地区陆路交通网络规模、等级和铁路密度均高于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间陆路交通网络建设不均衡。中国西南地区现有5条公路和2条铁路与东南亚国家连接。②中国西南地区陆路交通可达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国家。中国西南地区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2 h内实现,区域基本覆盖在4h内实现,而东南亚国家城市间的有效连接在4 h内初步实现,8 h实现区域基本覆盖。③根据城市空间联系格局与现有陆路交通可达性,提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主要有3条有潜力发展的陆路廊道,即重庆(成都)—昆明—仰光、重庆(成都)—昆明—万象—曼谷—新加坡、重庆—南宁(昆明)—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在未来面向东南亚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应利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新契机,重点围绕这3条廊道建设和发展,并注重加强重庆、曼谷等重要节点城市和瑞丽、磨憨、凭祥等边境城市的联系。     

高铁对都市圈城市旅游服务力格局演变的影响——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构建2007、2010、2013年三个时间断面铁路网络数据集,利用GIS和Huff服务力模型研究高铁对长三角城市旅游服务力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1高铁对长三角城市旅游服务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节点和廊道锁定效应,同时旅游服务力从上海、苏南向高铁影响显著的浙北城市扩散,促进了核心区域的相对均衡。2高铁影响下长三角城市旅游服务力格局具有比较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模式。3高铁对旅游服务力格局的影响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都市圈旅游空间格局,但又是防止比较优势下降的必要条件。4长三角城市旅游服务力等级分布存在幂律分布和分形特征,结合以往发现进一步证实旅游等级现象可能普遍存在幂次法则和分形发育。     

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格局及其复杂性

以2021年国内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旅游信息流数据为基础,构建我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采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格局及其复杂性。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量空间异质性显著。中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网络联系呈现立体菱形的空间结构,Top5‰的网络联系呈现明显的地理近邻和旅游资源吸引特征。(2)区域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表现出以高级别行政中心为集聚点的“核心—外围”放射状结构。(3)Top3城市旅游信息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非均衡性特征显著,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交叠分布形成我国城市旅游信息流立体菱形空间网络。(4)Top3城市旅游信息流出空间网络季节同质性显著,而流入空间网络季节异质性显著。春夏两季城市旅游信息流出与流入空间网络的聚类系数都相对较高,而秋冬两季聚类系数都相对较低,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呈发散外扩发展趋势。研究以期深刻理解城市旅游信息流空间网络复杂性,为有效利用城市旅游信息的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启示。     

支线机场对所在地可达性及经济格局均衡性的影响

以2011—2017年我国55个新通航支线机场所在地为研究对象,分析通航前后当地小时交流圈及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的变化;并计算支线机场通航后区域综合可达性与人均GDP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析区域可达性的时空变化与经济格局均衡性。结果表明:①支线机场的通航可显著提升所在地的可达性与经济潜力;②各地可达性提升程度差异主要受到支线机场航线连通因素影响,而非区域内支线机场数量影响;③支线机场可达性的区域空间分布与经济格局的均衡性变化之间不完全对应但变异系数均随支线机场通航而减小,"胡焕庸线"两侧经济潜力差距减小,表明支线机场通航后一定时期内对区域经济趋向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程度正向作用,但长期效果仍需观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化

以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截取1984、1995、2006和2016年等4个时间节点,按照点(城市潜能)—线(经济联系轴线)—网络(经济联系网络)的分析框架,借助城市潜能模型、经济辐射场强模型、变异系数模型和线性加权平均方向模型等测算城市经济联系的强度、差异、形态、层级和方向,刻画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联系时空格局的演化历程:①我国城市潜能在"递进演化"的同时,其地域分异特征愈加明显且差距不断扩大,高潜能城市始终分布于"胡焕庸线"以东,城市潜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顽健性"。②城市经济联系主轴线的"跨省"特征日益凸显,且从1995年开始逐渐突破省域界线,呈现出以重点城市为中心的"簇状"延伸形态,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垂直关联体系。③我国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不断加大,复杂性逐渐增强,且经济联系日益突破距离限制,跨省经济联系规模和联系网络密集度日益增大;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在2006年开始由省域经济逐渐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016年城市群经济特征愈加明显。④城市间经济联系方向具有明显的"向心性"特征,在空间上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等重点城市为核心呈"汇聚"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未来,应有序引导和调整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层级、方向,优化完善城市经济联系网络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筑梯次良好、互通密切的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     

高铁对沿线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研究——以哈大高铁为例

以哈大高铁沿线10个地级市为对象,利用高铁通车前后各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支持,运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等时圈法、经济联系强度等指标以定量角度探讨哈大高铁通车前后各沿线区域可达性和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沿线10个城市平均旅行时间提升幅度都在50%以上;3 h内平均可达城市数量由7个增加到14个,且分布趋势趋向均衡;城市间经济联系总量增长了3.6倍。哈大高铁极大改善了沿线城市的可达性,时间会聚效用明显;加大了东北沿海区和内陆区的联系;同时发现城市交通可达性和经济联系存在一定耦合效应。     

“流空间”视角下西北地区城市关联特征与网络格局分析

经济全球化时代,“流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各种功能要素的空间流动不断冲击与重塑城市间的联系,成为一体化空间网络的新机制和新动力。文章以西北地区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基于经济流、交通流和信息流,结合现实与虚拟视角分析多维要素流影响下的城市关联特征,运用赋值法构建综合折叠网络并划分城市等级,刻画区域空间发展格局。结果表明：(1)西北地区网络化特征明显,形成“一轴三区多中心”的网络格局,并在行政区约束和城市群引领下,初步形成6个凝聚子群。(2)受地理距离与行政边界影响,省区内联系强度大于省际,近域拓展大于远域扩张,大城市首先为本省带来发展红利,规模越大的城市跨省区正向溢出越强。(3)整体网络呈“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区城市又呈“一二三四”布局,边缘区则呈“散点状”分布。经济流和交通流总量服从帕累托分布。经济流核心城市“以强带弱”与“强强联合”共存,在空间上形成组团结构;交通流联系轴线等级明显。普列流陇海—兰新沿线城市表现出“点—轴”式空间格局,快列流“强强联合”多而“抱团取暖”不足,“马太效应”显著;公路流则呈现出明显的“向心集聚”态势;信息流具有广覆盖性和强渗透性,表现出...     

风险投资网络社群集聚性与可达性对成功退出的影响

从中观层面研究风险投资网络成为风险投资领域的热点。基于风险投资网络社群这一中观视角,研究风险投资网络社群集聚性、可达性及二者交互效应对机构成功退出的影响。运用CV Source数据库200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样本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风险投资机构网络社群集聚与成功退出呈倒U型关系;②可达性与成功退出呈正相关关系;③可达性正向调节社群集聚与成功退出的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对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结构优化、提高机构投资绩效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的黄河流域城市联系网络格局

基于腾讯人口迁徙大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网络联系的区域差异性和空间指向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流域内城市网络密度较低,平均路径较长,与其"承南接北"的区域地位不相匹配。②形成以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为轴线的骨干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突出。③流域内—外联系网络形成两大(郑州和西安)、一小(济南)三个核心,高等级网络以三者为核心节点向域外辐射。强集散能力节点城市集中在"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一线。域外主要联系方向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④流域内部网络和内—外联系网络相比,"陇海线—下游黄河干流"和包海高铁一线以东城市优势更为凸显。⑤流域不同地区网络联系的空间指向性差异明显。流域内部联系多指向省会城市,内—外联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明显的上中下游分异。     

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研究

基于“格局—过程—影响—可持续性”的研究思路,探究了2000—2018年京津冀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表明:都市圈内“三生”空间变化显著,各用地类型间发生了复杂的土地利用转移,其复杂性体现在不同时期内地类主要的转化方向和速度不同,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点的转化方向不同;都市圈内生产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增加,生产空间大量转为生活空间是土地利用转移的主要趋势;京津冀都市圈“三生”空间分布呈“双轴一主一副”格局且较为稳定;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效益低下是推动“三生”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制约“三生”空间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问题分别为耕地严重流失和农村生活用地比重过大,应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土地整治等政策规划和技术的提升优化“三生”空间利用与布局。     

中国城市网络腹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随着城市网络联系的日益增强,城市外部影响力日益拓展到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城市网络腹地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网络视角,研究中国城市网络腹地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网络腹地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体系经济景观的显著特征,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网络腹地规模分布呈现等级结构特征,网络腹地空间模式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同时超越本地的经济联系构成腹地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导致许多城市的网络腹地相互交织重叠;(2)资源优势、地理距离等城市属性是塑造网络腹地关系的重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通过市场潜力、政治地位、知识厚度、经济效率等中介机制正向影响着城市拥有或嵌入网络腹地的能力,区位条件的改善倾向于提高城市间网络腹地关系产生的概率,历史上形成的网络腹地关系对网络腹地格局演化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政府需要顺应网络腹地的发展趋势,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组织城市经济活动,并高度关注城市知识性资产的积累,以充分释放网络效应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基于6D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经验、问题与路径

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是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6D”理论框架即密度、距离、分割、特色、品质和数字六大方面总结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的代表性实践探索及成效,明确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在产业分工、创新驱动、城市体系、人口空间分布及智慧城市群打造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六型”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战略,打造要素紧凑、内联外通、政策协作、产城协同、美好生活和数字智慧“六型”城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