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基于入户调查数据,识别了高寒生态脆弱区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及其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健康、教育、就业和自然风险已成为当前甘南高原各类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但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存在差异。(2)自然风险与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教育风险与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就业风险与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健康风险则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3)"动用储蓄"、"向亲戚朋友借钱"、"减少开支"和"外出打工"是甘南高原农户采取的主要风险应对策略。其中,"动用储蓄"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向亲戚朋友借钱"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减少开支"策略主要受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而"外出打工"策略主要受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后,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自然资本指数出现下降;生态补偿前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差异;生态补偿实施改变了农户各种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在陕南山区1400个入户调查样本,本文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对比和似不相关估计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影响

退耕还林对农户生计有着重要影响,其主要途径是改变农户生计资本组合及其配置;非木材林产品是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之一,目前鲜有针对这类活动影响的具体研究.本文遵循可持续生计分析思路,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关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政策对不同农户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对不受非农市场约束的农户,这一政策能够减少非木材林产品采集的依赖度和发生率;而对于受约束农户,这种作用并不显著.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后期扶持对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

后期扶持政策是国家对大中型水库移民出台的专项政策,目的在于弥补移民为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做出的牺牲,并提高他们的生产生活水平。文章依据在温州地区进行的实地调查,采用定量的方式探讨了后期扶持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后期扶持对移民的生计资本产生显著影响,移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显著,社会资本也得到积累,而自然资本并不显著。生计资本是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识别与把握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政策中应当采取措施重点培育水库移民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补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

在对可持续生计的理论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熵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相结合,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标准化,得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政策以及可持续生计能力的量化值,并利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五种生计资本对居民的可持续生计具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的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生态补偿政策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利于改善当地收入状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最后,生态补偿政策还可通过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交互作用,促进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高。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生态补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随着生态补偿相关研究和实践进展,生态补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增加。总结发现生态补偿绩效研究多集中在生态补偿的有效性、效率和公平评价,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的影响方面;关于生态补偿对农户观念的影响,以及基于农户感知的生态补偿绩效研究相对欠缺。相比生态补偿绩效的研究,生态补偿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集中在生态补偿维度、管理体制或外部政策环境等方面,社区层面的人文社会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相对缺乏。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研究较少,但一些仍反映了社会资本特别是网络、规范、信任等各维度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但因样本和方法等局限性,并未深入探究其作用机理。即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待深入探索和研究。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文章构建了黄土丘陵区县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年完成的甘肃省榆中县2 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与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该县各乡镇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聚集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而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中县中部川区的各乡镇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而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各乡镇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呈匮乏状况;(2)县域农户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空间差异明显,表现出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两种集聚类型;(3)在7个GWR解释变量中,人口密度与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负相关性,蔬菜总产量、路网密度、降水、气温、人均GDP和粮食总产量与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正相关性,蔬菜总产量和路网密度是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最后,对提升和改善该类型区域贫困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户土地退出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重庆市l 82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户土地退出风险认知及规避能力进行分析,并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宅基地、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及方向.结果表明:①多数农户认为土地退出风险较高,同时农户对于退出承包地较宅基地存在更大的顾虑,农户更倾向退出宅基地;另一方面,多数农户规避土地退出风险能力较弱,相比承包地,农户具有更强的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②宅基地风险规避能力来看,户主年龄、家庭有无稳定城镇住所、本村是否在进行农民新村建设、退地后能否享受高水平城镇社保对农户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有无养殖经营对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③承包地风险规避能力来看,户主年龄、户主是否购买商业保险、家庭有无稳定非农收入、退地后能否及时获得就业培训与援助、退地后能否享受高水平城镇社保对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有无养殖经营对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存在显著负向影响.④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少于影响农户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的因素,同一因素也可能对农户宅基地、承包地退出风险规避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研究

农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主体,农户行为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本研究建立了生计资本和农户生态保护行为评估指标,利用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14个保护区周边社区抽样调查的594份有效农户问卷,评估了不同生计资本对农户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在保护区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并不高,参与过保护区管理活动的比重占到41%,参与野生动物救助的农户占到12%。(2)人力资本变量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同资源利用行为成反比,同保护参与行为呈正比;物质资本变量中,住宅面积较大,通讯设备较多的农户其生产投入越小;社会资本变量中,村干部家庭更少地采集山野菜,更多地参与保护区的管理活动;金融资本变量中,人均年收入同农户保护参与行为成正比。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