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效率评价

为促进人口城镇化和跟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优化我国城镇化政策,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估土地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2年,全国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为0.851;全国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全国城区总人口应增加14.9%,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才能达到最高。西部地区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东部最低。如果土地城镇化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全国可以节约19.217%的居住用地、19.510%的公共设施用地、21.733%的工业用地、24.490%的物流仓储用地、17.097%的道路交通用地、22.083%的市政公用用地和21.933%的绿地广场用地,且保持现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变,就可基本容纳2020年60%的城镇人口。如果全国土地城镇化效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承载2020年60%的城镇人口,需新增7128.3 km2的城市建设用地。应将东部地区作为2020年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研究——基于产业支撑视角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但是,城镇化发展存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发展的问题.研究证明,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可以平衡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同时,借助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     

中部地区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时空耦合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任,研究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对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对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中部地区8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度模型,定量研究了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时空耦合。结果表明:①1993—2016年中部地区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整体上呈现"倒U型"趋势,经历了低水平耦合、趋向拮抗并最终走向协调发展的变化过程;②中部地区内部,湖北耦合度最高,河南耦合度最低,山西和河南耦合度变化趋势较为相似;③中部地区人口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可以划分为协调型耦合、磨合型耦合、拮抗型耦合和低水平协调耦合等四种类型,不同地区耦合类型空间异质性明显,四种类型城市的比重为5.9%、16.6%、19.1%和58.3%;④人口与产业耦合度空间分布以低水平耦合类型为主,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     

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

以多源遥感数据、GIS辅助数据和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指数分析法,揭示近20年来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时空演化与失调发展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以低等水平为主,但土地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成组分布于市辖区周围,人口城镇化处于中高等水平的县域多连片分布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但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多分布于沿海地带和省会城市内,人口城镇化水平呈高速增长的县域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内;约有94.56%的县域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失调发展,失调等级以轻度失调为主,失调类型以人口城镇化滞后为主;土地—人口城镇化水平失调发展呈周期性循环波动、螺旋式上升趋势,总体而言,重度失调发展的县域比例有所上升,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县域比例显著上升。     

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

在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分法、变异系数分析法、地统计全局趋势分析法等方法探索了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80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变化及形成机制。结果显示:12010年,中部地区分类城镇化差异呈现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省域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表现为湖北省安徽省河南省山西省江西省湖南省。2自2001年以来,中部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综合水平差异总体呈现减小趋势,但这并未带来城镇化协调度的稳步增高,而是整体降低且呈先增大后减小趋势。3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内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提升速度较快,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然而京九段等经济带所辖城市虽形成经济协作关系,但在城镇化协同发展上还未显现明显规律。4中部地区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部重大经济战略体的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及集聚要素创新等因素对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时空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测度研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在遥感和GIS技术支持下,发展出一种基于长时间序列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土地城镇化水平测度方法,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进行1992—2010逐年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1992—2010年间:1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的城镇用地信息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平均值分别达到了88.11%和0.61,能较好地反映区域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可信度;2从总体上看,环渤海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增长迅速,由1992年的0.82%增至2010年的3.20%,年均增长率指数为7.80%;3从区域差异上看,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之间、滨海城市与非滨海城市之间、距海岸线不同距离的区域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并呈进一步扩大趋势;4从空间特征上看,土地城镇化水平高值区呈现出一定的向海性。本研究可为快速有效地测度分析区域土地城镇化水平,进而调整和优化区域城镇化格局,推进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人口、土地及经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我国城镇化体系的协调发展状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健康的城镇化应该做到人口、土地和经济城镇化的协调融合.本文在梳理近年来诸多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维度阐述了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总结分析了学者们对人口、土地及经济城镇化之间协调关系的不同的研究角度、模型构建以及研究方法,剖析了三者不协调的原因,最后分别从多角度提出了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

基于2000—2014年中国中部地区六省以及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区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具有阻碍作用,两者发展不协调;区域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影响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因素及建议

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近年来,产业集群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发育不成熟,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受制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产业和政府等因素的影响。笔者详尽分析了影响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因素,并提出促进中部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系列建议。     

影响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因素及建议

集群是指相同的产业高度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近年来,产业集群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大大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发育不成熟,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受制于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产业和政府等因素的影响。笔者详尽分析了影响中部地区产业集群的因素,并提出促进中部产业集群发展的一系列建议。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部六省的调查

应用分类评定模型(Logit模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地转入和转出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年总收入、非农收入比重、外出务工劳动力比重、土地流转价格对土地转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土地转入有显著的负影响;户主年龄对土地转出影响不显著、对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土地转入和转出的影响均不显著。研究的结果表明,要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农地流转,必须继续贯彻惠农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服务,增强地权的稳定性。     

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影响机理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2006—2018年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的城市生态效率,分析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部六省城市生态效率以2014年为转折点呈先降后升变动;南部省份生态效率普遍高于北部省份,排序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城市生态效率的高值区由“E”字型集聚转而趋向空间分散,2014年后又出现“由”字型空间集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富裕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城市规模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加快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转变、遏制污染产业转移等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来自中部地区的证据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以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和产业技术升级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的有利因素。因此,为了改善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应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注重市场机制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