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影响其城市融入吗?——以邻里效应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考察

本文构建居住选择与城市融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辽宁省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logit、PSM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农民工城市居住选择对其城市融入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居住融合或与市民为邻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中小城市农民工邻里效应要强于大城市,老一代农民工邻里效应大于新生代农民工;居住选择通过邻里互动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城市融入,邻里互动程度越高,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概率越高。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改善农民工城市住房环境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居住融合,通过居住融合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联系与互动,进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     

中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测度与差异分解

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是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逐级等权平均法对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进行了全面测度,然后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从群体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较低,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低于非县域农民工。(2)从差异分解看,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差异主要是地区歧视造成的,这种地区歧视主要表现为教育回报率的差距,非县域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要远高于县域农民工。(3)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县域与非县域差异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增大,但系数差异造成的地区歧视越来越弱。     

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1446个在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分析表明,以教育程度、职业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以老乡交往为代表的同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而与城市居民进行经常性互动建立起来的新型异质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     

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其在城市的社会融入状况是分析其就业质量的关键视角。文章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社会融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在超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作用最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社会融入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作用。要着力提升大城市、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水平,以及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质量,为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良好的社会融入环境。     

住房市场与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区域差异

利用1998—201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住房市场的区域特征,并测度各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发现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差,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好,而且在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要比西部地区更好一些。通过2010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区域差异,并对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最后,分别提出不同区域的农民工住房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歧视的估计

利用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地区成人数据库的样本,运用Oaxaca(1973)工资差异分解法和Cotton(1988)工资差异分解法,对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歧视程度进行估计,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分解的结果均表明,性别工资差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占到了其总额的70%以上。     

城市公共卫生服务获得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效应

面向农民工提供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维护农民工健康权益的重要路径,有效推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社会融合.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使用PSM方法、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受雇就业质量,也推动了农民工由受雇向自雇转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对不同性别、代际、文化程度农民工群体就业身份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增强农民工社会融合而对农民工就业身份选择产生影响.本文验证了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择业效应,为政府以公共卫生服务为关键着力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参考.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基于泰尔指数的江苏省区域差异多指标测度

基于泰尔指数测度方法对江苏省1978—2004年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4方面指标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分析,得出江苏省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差异变化平缓且略有降低、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趋势呈U型、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差异不断扩大。除人均农业总产值外,江苏省三大区域间的差异程度均呈现不断扩大趋势,且对区域差异影响较大。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也各不相同,苏南地区除人均农业总产值差异较大外,其余3项指标的差异程度较小,与改革初期相比均呈缩小趋势;苏中地区各项指标的差异程度变化不大;而苏北地区除人均农业总产值外其余3项呈现扩大趋势,且区域内部差异最大。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及群体差异调查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

运用SCL-90量表对温州市部分农民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不同性别、婚姻、年龄、岗位和文化程度的城市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各有差异。     

职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不同类型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职业水平流动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垂直上升流动的跨度以及最后进入的职业层次的高低都会对其城市融入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最初职业为一般劳动力,通过职业垂直上升进入到管理精英阶层的农民工,他们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进入到技术精英阶层的群体,而从技术精英转为管理精英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     

乘数效应的区际差异

本文测度各省四部门乘数及其差异.研究表明,各省乘数效应较小,存在"东部弱,中西部强"的区域特征;不同方法计算的乘数分布具有一致性.各区域存在不同的乘数发挥作用的阻塞因素.近年来乘数效应差异没有促进全国经济收敛而是加剧区域经济发散,且对东、中、西部地区收敛态势的影响不同.     

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因素及其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在分析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驱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机理的基础上,基于703户农民工家庭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因素及其地区差异,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驱动因素中,就业福利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促进效应,居住福利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阻力效应,社会融入的驱动作用不显著。(2)经济驱动因素中,创业环境和资本禀赋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都具有正的拉动作用,家庭责任的驱动作用不显著。(3)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力存在地区差异,整体而言,经济因素对东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作用最大,社会因素对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驱动作用最大。(4)农民工返乡创业驱动力存在城际差异,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地级市、县城务工的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     

长株潭“3+5”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比较测度

城市群已成为全新的地区参与国家和国际竞争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对城市群产业结构与分工的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针对传统相似系数法和区位熵法的不足,把区位熵法与灰色关联分析法两种测度方法结合起来,运用此方法以全国城市为参照系,对长株潭"3+5"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比较测度.结果表明,运用此方法可以挖掘区域产业结构的更多有效信息,不仅测度了长株潭"3+5"城市群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与全国城市产业结构比较的总体相似程度,还揭示了城市群产业的专业化、比较优势和区域分工的程度.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差异研究

当前,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代际分化的显著特征。分析了两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融入的差异,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经济和心理融入上差异明显,在社会融入上无明显差异;不同的经济和心理融入,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个人行为选择;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一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程度更加突出。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农民工的就业与工资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从就业进入、工资影响因素和工资歧视三个方面对2001年、2010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户籍歧视的变化进行研究。对农民工和城市本地劳动力教育回报率的比较发现,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大幅提高,与相同学历的城市本地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相似。农民工的工资决定机制与城市本地劳动力正在趋同。2010年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隔离比2001年大幅下降,而且在各部门内部小时工资的歧视也大幅下降。然而,当农民工进入公有单位时依然受到较强歧视,就业隔离依然存在,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进一步健全,仍需规范公有单位的用工和招聘制度。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差异性分析

运用我国2002-200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的地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能源消耗较多的地区,环境规制会阻碍其技术创新;运用行业面板数据测度了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促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对中度污染密集型行业影响不明显,与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创新呈反方向变动,即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呈现明显的地区和行业差异。     

城市落户门槛、就业歧视与农民工同乡聚居

结合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机理。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会因户籍性质而存在差异，落户门槛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拥有外市户籍农民工的同乡聚居概率。机制分析表明，就业歧视是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机制，即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越严重，为了规避就业歧视以更好地实现就业，进而会选择与同乡聚居。基于此，研究认为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调整力度，放宽放开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消除城市就业歧视。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探讨

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就业环境差、待遇低、工资被拖欠、克扣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保障权利不完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深化户籍制度及其配套设施的改革;建立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