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连锁超市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华润万家超市与好又多超市为例,结合不同品牌、不同业态分析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1连锁超市总体上呈现向心圈层分布,并表现沿城市主干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的态势;2不同品牌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现象都很明显,呈现从中心城区到外围递减的集聚特征,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程度不一;3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城乡差异、交通通达性及附近有无商圈均对超市区位选择影响呈现正相关,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类型超市之间区位选择侧重因素不同。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宁波市软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区位选择

基于宁波市2006、2010、2014年软件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影响宁波软件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其对基础软件企业、应用软件企业及其他软件企业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14年,宁波市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表现出"两心·一带"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产业集聚中心位置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2006年之前宁波软件企业主要集聚在市中心海曙区的江厦街道和南门街道,之后以鄞州区的梅墟街道和首南街道为集聚中心,呈现典型的郊区化集聚格局。区位通达性、集聚要素、政府政策对软件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应用软件企业受区位通达性、办公楼条件及产业基础的影响明显大于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而基础软件企业和其他软件企业对软件园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等政府政策则更为敏感。     

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宁波市2004、2009、2014年物流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进一步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宁波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其对物流企业、运输型物流企业、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宁波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0km的范围内;集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仑区的戚家山街道、新碶街道、霞浦街道、大碶街道、小港街道;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已经形成以北仑区为集聚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运输型物流企业的集聚中心正逐渐显现。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要素、政府政策是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区位通达度对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要高于运输型物流企业,而政府政策对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影响更强。     

近代华资银行分支机构区位选择对绩效的影响

近代华资银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对银行而言,集聚经济发达区域能够显著提高自身的绩效。文章运用中国近代银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反映银行分支行空间地理分布特征的区位指数,考察区位因素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首先,分支行的区位因素对不同类型银行的绩效有不同的影响。商业储蓄银行绩效更易受区位因素的影响,而区位因素对省市立银行的影响则不显著。其次,忽略区位因素,不能准确评价分支行数量对银行绩效的影响。这为当今民营银行的设点分布及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     

基于GIS空间统计的县级商业布局模式及形成机理研究——以吉林省乾安县城为例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商业布局模式创新成为城市空间变化的主要方面之一,并且在城市空间对外扩张和各种新要素的多重影响下,出现新的发展特征,形成基于传统但又有别于以往的商业布局模式。选择小尺度空间为研究对象,以区域购物流模型和GIS热点分析工具为定量研究手段,研究县城商业布局模式。研究认为,县城商业布局存在2种基本模式:以区域购物流强度为表征的交通——职能布局模式,以及由商业网点购物流强度的G统计值得出的圈层布局模式。2种布局模式相互叠加,则圈层布局模式将产生多职能中心与交通轴向的空间变异,形成变异圈层布局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县城的商业空间划分成5个圈层和两个职能中心,并在各个圈层中都体现出商业空间向交通轴线集聚的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交通区位、消费空间差异性、社会关联作用是影响小尺度区域商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     

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在城市内部的时空演化及机制分析——以上海为例

随着研发国际化的不断深化,外资企业研发中心日益成为部分城市的创新主体,其空间分布对城市内部创新格局的影响加剧。以典型城市上海为例,基于1987—2016年在沪外资研发中心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修正后的EG指数等方法刻画外资企业研发活动的时空演变格局;并构建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外资企业研发活动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演化角度看,外资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速度呈现出"非线性,不平稳"的波动态势,发展阶段可分为:1987—1993年为试探进入期、1994—2007年为快速集聚期、2008—2016年为下滑调整期;②从空间演化角度看,在沪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呈现出高度的空间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外围及近郊部分地区,张江和漕河泾集聚区发育最为成熟;③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制度因素和集聚效应是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区位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一般区位的影响作用在下降,本土创新机构中仅有重点高校对研发中心的布局具有吸引力。     

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互动下的城市群空间重构——机制探索与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对城市群空间重构产生深刻影响。通过挖掘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关系,基于2003—2019年中国10个城市群的多源数据,测算各城市群的双重集聚耦合度、空间多中心指数、空间网络化特征等并开展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认为,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互动融合深刻影响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进而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通过强化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促进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双重集聚耦合对推动其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提升个体城市节点属性、推动局部城市跨域协作、促进城际交互联系等提升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网络化特性,加速形成多中心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提供借鉴与参考。     

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投标租金理论,运用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统计方法,以北京市1992-2012年城市办公用地交易数据为实证基础,重点分析北京市办公用地区位变动规律及投标租金空间不均衡形态.结果表明:北京市办公用地投标租金总体上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外围逐渐衰减的规律,但存在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空间连续性与空间变异性并存;在中心商务区(CBD)、金融街、中关村科技园核心区、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区位形成投标租金峰值中心.在研究时段内,多个办公用地空间集聚热点区的出现,表明北京城区单中心模式的影响作用有所弱化,呈现多中心功能结构的发展趋向.分别运用单中心模型、多中心全局回归模型、局部空间回归模型对办公用地投标租金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办公用地区位布局具有显著的集聚经济特性,向心集聚性、同业集聚性以及区位便捷度与办公用地投标租金空间分异关联密切.随着中国城市土地市场的日益成熟以及市场机制对土地开发模式主导程度作用的加强,研究城市土地价格与其空间区位之间关系,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理论,为城市土地利用与规划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市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国内外城市住宿业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通过ArcGIS软件与次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北京住宿业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并与英国Ashworth模型进行对比,讨论北京作为发展中国家首都城市表现出的异同性,同时反映出新时代下的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北京市住宿业空间结构呈集聚分布模式,分布模式包括8种区位类型,其中4种为新型区位,体现出经典理论的适用性与北京的特殊性;②酒店可达性、基本地价、空间集聚是影响住宿业分布最显著的因素,同类因素对不同类型酒店影响程度也表现出差异性;③住宿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塑造力量之一;④北京市城市空间异质性与复杂性增强,但多中心结构不发育,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城市中出现比CBD范围更大的国际化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