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7～2010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当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高时,高管会在业务量下降时迅速调整企业资源,从而导致较低水平的费用粘性;而当高管薪酬结构中短期货币性报酬的比例较低时,面临企业业务量的下降,高管将会延迟企业资源的调整,以待业务量回升。该研究结论表明,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高管薪酬结构来影响费用粘性水平,从而为国有企业费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董事会特征与高管薪酬粘性刍议

高管人员是企业运营的核心人物,是完成董事会目标的执行者。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不对称现象被称之为高管薪酬粘性。论文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可行建议。     

试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粘性——基于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视角

本文以中国股票市场中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粘性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存在粘性,即在公司绩效上升时高管薪酬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公司绩效下降时的减少幅度。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股权安排、负债比例等一系列特征对高管薪酬粘性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本文研究不仅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变动特征,同时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与数据支持。     

高管薪酬攀比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7~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攀比的心理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高管薪酬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高管薪酬的中位数越多,即高管进行薪酬攀比的动机越大,企业未来避税的程度就越高,且这种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避税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薪酬攀比会促使高管通过向下应计盈余管理而非向上应计盈余管理的方式影响企业避税,同时也发现高管薪酬攀比通过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企业避税的微弱证据。基于避税结果的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攀比强度越大,高管通过避税获取的在职消费就越多。上述证据表明,薪酬攀比心理是高管实施避税寻租的重要诱因。     

高管权力、薪酬契约与国企改革——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建立有效的薪酬契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而高管拥有的权力可能引发其在薪酬激励方面的自利行为。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国有企业高管的权力越大,不但能获得更高的薪酬水平,还攫取了更多的超额薪酬,并且拉大了高管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表明国企高管的确通过权力的运用扭曲了薪酬激励机制。另外,虽然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整体上呈现不对称特征,但那些拥有较高权力的同时又建立了政治联系的高管可能基于政治动因的考虑降低了薪酬粘性。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政府控制层级的提升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国企高管攫取超额薪酬,但并不能有效约束薪酬差距的扩大。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有企业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并为当前有关国企薪酬体制改革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税收调控问题探讨

税收是政府追求收入分配公平的工具,个人所得税更是政府利用税收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的一种手段.本文就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中税收调控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个人所得税进行高管薪酬的调节,并从采用个税混合征收模式、明确福利性征收范围和高管薪酬所得税的完善三个角度提出了设想.     

金融上市企业高管人力资本对其薪酬的影响——兼评“限薪令”

本文以2007年和2008年我国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高管人力资本与其薪酬的关系。研究发现,体现高管人力资本的学历、工龄、任期与管理能力等变量在总体上和高管薪酬显著相关,但高管的管理能力则与其薪酬负相关;从所有制性质看,国有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与其薪酬不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则相关;从时间上看,2007年和2008年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人力资本与其薪酬均不相关。研究结果为正确评价我国金融类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体系的合理性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也为决策者制定科学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提供了经验支撑。     

媒体报道、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方式选择

本文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探究媒体报道对高管薪酬的监督影响作用,利用2007~2014报纸媒体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新闻报道研究发现:被媒体报道的企业高管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媒体报道后,企业高管会利用盈余管理达到薪酬辩护的目的,并且相较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被媒体报道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应计制盈余管理方式进行薪酬辩护。本文的研究厘清了外部条件制约下(媒体监督)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互动机理,同时为我国企业设计合理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高管薪酬黏性、代理成本与研发操纵治理

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黏性对研发操纵的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黏性能够显著抑制研发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代理成本的降低是高管薪酬黏性影响研发操纵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奖优-罚劣”型薪酬契约，具有黏性特征的“奖优-奖劣”型薪酬契约对研发操纵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略微增加的“奖优-低奖劣”型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更明显。此外，高管薪酬黏性还有助于缓解研发操纵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负面影响，提高公司未来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应加强对研发费用异常情形的关注和监督，并构建“重赏轻罚”的高管薪酬黏性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创新投资决策中的激励和约束效用；政府相关部门应营造“重赏轻罚”的营商环境，缓解创新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陆港通这一外生事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高管超额薪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有效降低高管超额薪酬,约束高管的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陆港通交易制度发挥治理作用的潜在途径是通过提高股价信息含量产生股价信息反馈效应,促进股价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指导作用,或者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降低公司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压缩高管超额薪酬的攫取空间。资本市场开放有利于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的有效性,但是其对高管超额薪酬的治理作用受到管理者权力的强烈约束。上述研究不仅是对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超额薪酬领域研究的有益拓展,而且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进行相关制度建设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与国企高管薪酬刚性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制度背景,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高管薪酬具有能升不能降的刚性特征。本文以2005-2010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政府管制、管理层权力对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制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高管薪酬不仅具有向下的刚性,也具有向上的刚性;(2)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影响了自身薪酬契约,导致薪酬具有向下的刚性和向上的弹性。薪酬业绩敏感性存在的不对称现象,说明高管利用手中权力具有获取私利的动机;(3)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较低、公司治理结构也较为完善,国企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增强,市场化改革减少了薪酬刚性现象。本文为国企高管薪酬刚性现象提供了解释,为未来进一步的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城市群人口集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视角

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是关乎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大格局的核心环节。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是否会影响域内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仍需进一步探究。本文以2009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城市群人口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具有“双刃剑”效应,缩小了一般薪酬差距,扩大了超额薪酬差距,为保证城市群人口集聚对收入分配的正效应,必须抑制高管超额薪酬。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考虑了知识交流和技术溢出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可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相关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中国“最高工资”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随着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高管薪酬问题也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中国也不例外。中国高管薪酬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对市场经济下企业收入分配的思想认识有偏差,对高薪作用的认识有偏差,高管薪酬制度有缺陷,高管薪酬不透明。限制高管薪酬的根本理由在于：现代企业已经不是纯私有企业,而是“社会企业”;限制高管薪酬,应当包括所有规模企业,所有的事业单位和挂靠单位。     

高管薪酬结构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以2009年披露创新投入的我国235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结构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重要变量。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水平和高管薪酬差距与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持股比例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不显著。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规模敏感性

高管薪酬契约一直被作为缓解企业委托—代理矛盾的必要手段,如何设计薪酬契约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决定着契约的效率。规模因素作为薪酬契约中重要的因素,在契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管理层权力视角出发,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规模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对权力滥用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可以凭借管理层权力提高薪酬—规模敏感性,降低自身薪酬风险,而作为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产品市场竞争对这种权力滥用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此外,企业所处的成长性环境差异对薪酬契约有重要影响,高成长性企业既有着相对较高的薪酬—规模敏感性,又能为产品市场竞争提供较大的治理空间,从而提高竞争对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     

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激励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长、短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比例仅与当期会计业绩正相关,与长期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不相关,这恰恰反映出目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高管薪酬结构既具合理性,又存在缺陷,并提出一些完善高管薪酬契约的建议。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