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技术溢出与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

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考察技术溢出在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成为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及行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与高技术制造业中更显著。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积累创新知识，进而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鉴于此，应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降低技术溢出门槛，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创新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

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ESG理念不成熟、ESG评级体系不完善，数字化转型模式难以推广；ESG评级缺乏可比性，导致企业融资困难，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仅从财务绩效、创新绩效或企业价值角度单方面展开，鲜有学者将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进行多维探讨。后续应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的深度与广度研究、ESG评级体系和ESG信息披露机制研究、数字化转型和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多维度影响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研究——基于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分析

当前学术界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未形成一致结论,可能的原因是忽略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影响的差异性。据此选取A股2094家上市公司2015—2019年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分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通过构建OLS模型和门槛模型,进一步探析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市场绩效;但对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考虑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市场价值更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市场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期财务绩效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企业财务绩效下降,但随着转型逐渐深入,财务绩效开始上升;并且管理运营成本对这一“U”型关系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即随企业内外部渡过转型磨合期,管理运营成本开始降低,企业财务绩效由下降转为上升。     

资源编排视角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及价值创造——以南方航空为例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加快数字经济进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以南方航空数字化转型为例，利用资源编排理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及价值创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南方航空从人才、技术、客户、数据等方面整合传统资源和数字资源，打造不同功能的数字平台，提升公司治理能力，降低经营风险。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转型价值创造效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南方航空的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等方面都起到正向影响作用。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构建“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策略、数字化能力）→供应链弹性→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基于PLS-SEM对21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策略对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均有积极影响,且供应链弹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弹性提高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更好推行数字化转型以构建供应链弹性,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与对策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渗透到企业成长的各个环节，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自身的价值创造能力。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为利益相关者实现价值共创提供了新途径。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价值共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赋能各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过程，构建“资源—连接—互动—绩效与反馈”的数字化转型下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下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共创模型，进而揭开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黑箱”。由此，提出强化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的对策，为实现数字化情境下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共生与共赢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与价值提升

本文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创新在该影响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不同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而行业集中度在二者的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和管理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竞争绩效吗——基于供应链价值管理的视角

运用2008～2019年深交所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供应链价值管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绩效;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扫除企业供应链价值管理中的组织障碍、诚信文化障碍、员工素质障碍和管理者才能障碍,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绩效;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竞争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在线支付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企业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1个省市23家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的207位企业员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目标；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激励和组织目标一致性调节企业动态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调节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关系。因此，数字化转型企业要积极构建动态能力，激励员工创新活动和培养大数据人才，加强绩效管理引导员工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保持一致。     

数字化转型战略对衰退企业绩效逆转的影响

衰退企业实现绩效逆转的关键之一是战略选择,其中数字化转型战略具有重要影响。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战略不仅显著正向影响衰退企业绩效逆转,而且对逆转后的绩效也具有持续性正向影响。然而,不同程度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对衰退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过强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不利于衰退企业绩效逆转;冗余资源弱化了数字化转型战略对衰退企业绩效逆转的正向影响,独立董事通过履行职能则能起到强化作用;数字化转型战略通过缓解衰退程度进而影响衰退企业绩效逆转。因此,衰退企业要因时因势、善于利用外部资源并从多方面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以有效促进自身实现绩效逆转。     

企业数字化转型助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理论与路径——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当前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机制检验及异质性检验等方法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作用;对不同所有权的企业而言,进行数字化转型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效果更强;相对于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成熟期企业中二者作用效果更强。因此,企业应加快数字技术在各环节的应用,激发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提升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实施有差异化的转型战略;政府应发挥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优化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     

组态视角下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影响因素探究——产品主导还是服务主导

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模式选择困难、价值难以实现等难题，分析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及其绩效极为迫切。本文从数字化、服务化角度讨论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概念内涵，按服务化程度将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划分成产品主导型、服务主导型两类。通过遴选智能制造企业名录与A股制造企业进行匹配获得312个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检验形成两类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并通过OLS分析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形成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基础设施驱动型（两种）、基础设施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数字化驱动型四种，形成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组织能力驱动型、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高行业集中度下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在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数字化驱动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在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数智化驱动高质量发展

<正>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之一，就是要推进数智化转型，以数字化为基础，智能化产生新价值，最终成为数智企业。数智企业应具备六个特征：客户导向、生态共荣、员工能动、实时感知、数据驱动和智能运营。成为数智企业是为了创造更大价值，使企业有更高的经营绩效、更强的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