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运用TOPSIS熵权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与数字普惠金融三个层面测度2010年至2020年我国31个省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指数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最大,数字创新能力指数最小。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差异较小。最后从加强省市间的合作、政府的宏观调控等角度为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动态演进：2006～2018

研究目标:评价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并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方法:构造二阶段熵值法拟合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考察其空间格局。研究发现:地区间差距是互联网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产业应用则是其主要结构来源;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空间动态演变呈高-低集聚模式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中部地区长期保持在中高水平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集中分布于中低水平且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东北地区则呈空间分化态势。研究创新:构造二阶段熵值法面向产业应用等方面测度中国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数,并采用扩展的分布动态模型分析其动态演进。研究价值:从空间和结构演变视角提出缩小互联网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对策建议。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

研究目标:测度和考察2011～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及各子系统真实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方法:运用熵值法测算乡村振兴水平综合指数及五个子系统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及各子系统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演进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和五个子系统水平总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并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五个子系统的区域差异均呈下降趋势,主要也是来源于区域间差异;除东北地区以外,全国、东、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的绝对差异均呈稳步下降趋势。研究创新:在科学准确测度乡村振兴及各子系统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总体及各子系统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并分析动态演进特征。研究价值: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借鉴价值。     

民间投资运行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区域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1995—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民间投资的发展状况、动态变化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情况看,东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长速度高于东部;东、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动能均呈不断上升趋势,但势能均有所波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是正效应,西部地区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弹性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信息红利还是数字鸿沟

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对各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测算结果，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对东、中、西部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为落后。而在时间维度上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整体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整体表现一致，都呈现出“倒U型”曲线关系；而对中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利用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针对性建议。     

城乡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介作用

步入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以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未包含港澳台），借助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乡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城乡融合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还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子维度中，经济协调、社会服务对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作用较强，生态环境、空间布局的影响则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城乡融合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较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在东北地区较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基于此，未来应加快推进县域城乡融合、着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蓄势赋能。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研究目标:测度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并探析其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研究方法:运用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指数和Markov链考察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上不断提高,地区间差异是造成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各个区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全国及东部地区绝对差异扩大,东西部地区绝对差异缩小。东中西部各省份呈现出“高-高”“低-低”集聚的趋势,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研究创新:揭示出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分布动态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研究价值:加深对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格局的认知,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参考。     

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区域差异评价

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正在由传统农业像现代化农业的转变过程中。但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转变过程中,必然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出现区域差异。本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中国31个地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并分析了行程差异的原因,提出建议对策。     

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应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对中国29个省份1993～ 2010年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进行评价,并且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总体偏低,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各地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值呈现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农业比重、政府农业支持力度以及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村工业化和农民收入水平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改善具有显著负面影响.     

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水平测度与差异分解

净碳转移水平关乎区域碳排放流动效果,影响区域碳排放权分配与可持续发展。运用MRIO模型对30个省区市2012—2017年的净碳转移水平进行测算,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从区域内、区域间、超变密度3个方面对净碳转移水平区域差异进行分解。研究发现：整体来看,中国净碳转移水平整体逐渐提高,由净碳转入转为净碳转出,但区域和省域间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净碳转移水平最高,各省域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重庆的净碳转移水平较高;从区域差异来看,研究期内区域净碳转移水平整体差距在逐渐缩小,区域内净碳转移水平差异最大的是西部地区,区域间净碳转移水平差异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从贡献率来看,区域间差异是影响净碳转移水平区域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区域内差异,最后为超变密度差异。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研究表明，推动中国保险业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之间没有相互替代关系；引起地区间保险业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经济开放程度的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以及人们风险意识的差距；2004年底中国保险业全面开放，外资将积极开发中国保险市场，中国保险业应未雨绸缪，根据影响中国保险业发展因素的区域特点，在大力发展东部地区保险业市场的同时，配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政策，适当加大中、西部保险市场的开发力度，促进中国保险业的协调发展。     

关于2010年北京农村的现代化——在全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第三届第五次年会暨城郊经济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来，北京市委八届二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10年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总体目标；最近又在制订2010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纲要，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具体化。     

中国绿色创新指数的分布动态演进与区域差异

研究目标:编制中国绿色创新指数,考察各区域指数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研究方法:建立绿色创新指数评价体系、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赋权指标,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绿色专利清单在线检索工具和采用爬虫技术检索、匹配、汇总国家知识产权局绿色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测度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采用Kernel估计分析绿色创新分布动态演进,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东中西绿色创新空间差距来源,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绿色创新空间β条件收敛特征。研究发现:我国整体及东中西各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均呈总体上升趋势,源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绿色技术创新辐射力与绿色创新制度支撑力三者“携手并进”;绿色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分布于经济发达地区并具有较高行政级别特征,北京、深圳、上海、广州及主要省会城市稳居前列;我国整体及东中西地区核密度图均呈现“曲线右移、峰值先升后降、宽度收窄后扩大”的特征;东中西区域内部及区域间差异均呈逐渐下降趋势;绿色创新存在空间β条件收敛效应,且俱乐部收敛特征也较为显著,但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不同地区样本中收敛速度存在差异。研究创...     

区域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互动能力分析

基于2005-2014年我国内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区域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推动作用,服务业发展水平也对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区域互动弹性系数不同;从短期来说,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发展水平因果关系不明显。最后,根据地区特征,提出促进城市化和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建议。     

FDI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灰关联分析

近年来FDI在我国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这必然导致其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出现差异。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FDI与产业结构的灰关联分析,发现FDI对三大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最大,也最有利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次之,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试论新时期我国西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是最起码的社会公平，而我国的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西部全方位的现代化，要摆脱西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落后的局面，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人的现代化就成为首要因素。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因而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成为西部开发成败的关键。西部开发，教育先行已成为共识。但当前西部地区教育仍很落后，特别是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非常薄弱，而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是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文章结合农村税费改革以及新的《义务教育法》来探讨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测算了我国大陆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并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东部往西部呈现逐渐降低的梯度分布格局,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与服务业发展水平负相关;人力资本、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城市化率和居民收入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只对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只对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有显著影响。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Kruskal-Wallis检验对我国各地区农村财产性收入差异的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运用非参数检验方法中Kruskal-Wallis检验,分析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农村财产性收入的差异。结果表明东、中、西三个地区农村财产性收入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最后,对缩小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区差异提出合理建议。     

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异比较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话题,其中农民问题则是话题的重中之重.农民收入差异的合理扩大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收入差异的恶意扩大却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本文将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跟中部、东部农民收入做了一个比较,借助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差异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