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的20多年中,中国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实行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本文选取1985—2009年间我国FDI、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和实践表明,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单独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力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两者的相互融合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文章把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研究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循环作用机制,并采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哈尔滨市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做好这项工作应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相应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     

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 (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 ;而且我国 1982 - 2 0 0 1年2 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论断。同时本文经验研究发现 ,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 ;另外 ,我国各地区增长实践呈现条件收敛态势。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中国西部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主流计量方法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一Solow模型为框架，把投资分为外商直接投资部分和非外商直接投资部分（简称为国内投资），对我国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分别考察每年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表现及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非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对GDP的增长的贡献约是外商直接投资贡献的1．69倍。2）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79％。3）在不同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     

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83~2009年广东GDP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结论。广东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非常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正向的,但作用较小,并且滞后期数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GDP之间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介绍内蒙古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的问题,并结合地区特点和大环境对内蒙古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提出建议.     

市场化进程、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的经验研究

利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工具细化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实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显著为正,但是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因此建议根据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制定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差异性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基于西部l0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西部地区1991-2012年的相关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增长这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西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地企业创新产品产值成逐年增长趋势,并辐射周边区域,提高了本地区的人均GDP,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更多外资的流入;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不能盲目,应注重对人力资本等的培育,加强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最终促进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提高.     

外国直接投资、外国证券投资与经济增长:以中国为

文章以中国1982-2005年的统计数据为例,通过建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以及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模型,对中国FDI、FP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创新能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近期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研究的热点。文章基于创新能力的角度,研究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提升了我国创新能力,并考察不同地区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是否具有差异性。利用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包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已成为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中都成立;自主研发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渠道,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创新能力的影响仍相对较小;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但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吸引了更多的外资,二者究竟是何关系？文章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并根据1985-2006年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GDP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引起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有显著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合理利用外资的一些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显示,随着制度的变迁,增长质量呈现出阶段性的快速增长趋势。文章利用系统GMM方法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尚未超出安全阈值,没有形成外资依赖。其后的进一步检验表明,政府因素明显促进了FDI的积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宏观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表明干预程度处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Jap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sing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outflows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outward FDI with the data from Japan.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Granger causality frameworks have been u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onclusion of bivariate framework may not be valid because it allows omission of importa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variate framework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run positive unidirectional causality from outward FDI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In the short-run, both per capita income and outward FDI do not allow Granger causality.     

对外直接投资与境内生存扩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针对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生存时间较短这一现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面板数据,综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生存分析模型,刻画对外直接投资(OFDI)行为对企业在境内生存的影响效应。通过检验发现,OFDI行为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市场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的生存时间,而且投资次数与企业的退出风险呈现"正U型"关系;投资于发达国家和技术研发型OFDI的风险抑制作用更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OFDI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出口密集度和利润率进而降低企业的退出风险,其中利润率机制滞后且占主导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OFDI对企业退出风险的抑制作用受异质性企业特征和行业调节。文章揭示了投资开放的新作用,即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扩延企业生存时间,丰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