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困地区以工代赈项目的受益者选择机制

<正> 缓解贫困,是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7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的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因此而强调指出特定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关系,并对“增长”与“发展”的区别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的思考

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中国目前发展水平的十倍。中等发达国家未来60年的人均GNP以每年平均2%到2.5%的速度增长的可能性较大,我国要在2050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GNP每年平均需要增长6%——6.5%,GNP总量每年平均需要增长6.8%—7.3%。如果我国来来的增长速度较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发展水平和下个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将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就业和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都无法解决。有的学者分析速度与通货膨胀时认为,低速度稳定一些,通货膨胀率低一些。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有些国家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通货膨胀率并不太高;而有很多低速度增长的国家长期存在着通货膨胀问题,有的甚至很严重。因此,高速度不一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效益如何。     

我国如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进人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被突破后,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自身机制及体制矛盾难以克服,不能成功过度使发展陷于停滞,社会出现政治动荡和不稳定,无法转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停滞或回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经济增长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及影响途径分析——以新疆农村为例

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运用1988～2010年新疆农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研究新疆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对经济增长影响贫困变动的途径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农业的发展和非农就业的增长是提高农民收入从而减缓农村贫困的主要途径。因此,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仍然是新疆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     

日本如何缩小经济收入的差距

社会均等化发展的首要标志是经济收入差距缩小。战后持续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促使日本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就业率。日本政府的税收制度有效地发挥了缩小阶层差异的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了最低生活保障,并得到社会再生的各种制度援助。日本最大的社会差别是农户与城市工薪者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1973年农户的人均消费水平超过了城市工薪阶层,成功地消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在国际上建立了“富裕社会”的形象。日本的相关经验值得正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和阶层差异扩大困扰的中国参考和借鉴。 　　　　　　　　　　　　　　　　　　　　——编者     

坚定地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在2004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上的致词

四年前,在纽约参加“千年宣言”的国家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定,制定了将在2015年完成的特别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协定”表示所有参加协定的政府、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将致力于减少贫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特别要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今天,发展和公正的挑战仍令人关注。在新的世纪,全球性强力使我们凝聚得更紧密,在一些不稳定地区,我们不得不寻求途径和策略来减少贫困和为普通民众提供安全保证。     

改革要让百姓富起来

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讨论

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造就了过度乐观和过度悲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还会有若干个十年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看成是中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前兆。本文首先基于人口转变的视角回顾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机制,然后在一个简单的索洛模型框架下界定了“人口拐点”、“刘易斯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指出单一的人口拐点或刘易斯拐点并不值得担忧,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同时发生的人口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才是经济减速、甚至人均产出水平下降的推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若干国家的案例也表明,危机通常发生于刘易斯（第二）拐点之后的双重拐点重叠。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同时,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也没有迹象表明储蓄／投资拐点的到来。因此,过去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劳动力供给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依然存在。不过,陷入危机国家的教训表明,信用膨胀伴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将会引发突然、剧烈的调整。所以,未来在通过改革继续推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稳定信用和房地产市场,以防止刘易斯（第二）拐点和储蓄／投资拐点被提前触发。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十五”时期，是青海省发展历程中的最好时期，这五年，时逢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全省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全力推进“消除贫困、富民强省”和“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两大历史任务，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200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43．2亿元，年均增长12．0％，人均10043元。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17亿元，年均增长20．9％。全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3．3亿元，年均增长1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58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216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分别增长8．4％和5．5％。五年城镇新增就业15．2万人，减少农村牧区贫困人口77万人。“十五”时期是全省经济快速增长、实力显著增强的五年，是发展质量最好、城乡面貌改善最明显、人民安居乐业、得到实惠最多的五年。     

贫困县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基于陕西省44个县统计数据分析

人力资本是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贫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如此。本文采取实证分析方法,对陕西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进行估算。结果显示,贫困县域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在引入人均物质资本水平相近县经济增长比较分析后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县域具有较高的增长率,进而提出大力发展贫困县域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     

“十五”时期广东城镇居民收支稳步增长

“十五”时期,我省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基本方针,国民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发展。全省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8.6%,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8.1%,居民消费结构进一步趋向优化。收入稳定提高,收入来源多元化“十五”时期,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调整,我省高度重视发展优势产业,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努力增加就业岗位,拓展了城镇的就业渠道,为城镇居民就业和增收创造了条件,随着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居民财产投资意识的增强,…     

绿色工业能否成为亚洲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亚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近二十年来,亚洲经济高速发展,使两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是,亚洲国家仍有近6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问题仍然严重。事实证明,经济快速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直接途径。     

中国投资环境:经验和挑战

<正> 机遇和挑战过去的25年是令人瞩目的25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踏上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之路。结果,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10多亿中国人经历了经济持续增长和贫困减少的历程,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4亿前苏东地区人口也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过程中有成就也有痛苦。但是,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一些苏东国家正被批准加入欧盟。在90年代早期,印度也静悄悄地开始了经济改革,目前已经实现了20年前难以想象像的增长和贫困减少。几十年来,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改善。在过去40年里,发展中国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别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就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从长期看扶贫资金抑制了农村贫困的减少,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加重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扶贫资金运行机制、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对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总量 结构 政策

<正>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出现了持续的超出“温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把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问题上。不少人的判断是社会总需求已经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因而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以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从1985年开始,国家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紧政策,以约束总需求增长。但是,实际执行中的“一刀切”不可避免地迫使经济增长速度骤然下降;到1986年第二季度,几乎跌到零增长水平。于是国家不得不重新调整政策,防止“滑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广东省“贫困性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改革三十多年以来,广东省作为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多年来地区生产总值位于全国第一,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人均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越来越显著,为实现经济更好更快发展.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广东省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广东省“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存在,提出应改善收入分配,尽快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使得广东省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以下的合理水平,在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水平的前提下,保证广东省的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增长,从而解决广东省的“贫困性增长”问题.     

城乡一体化对居民贫富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统计分析表明,成都城乡一体化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城乡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差距;但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差距”、“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率差距”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等方面效果不明显.应进一步加大政策实施力度,发展新兴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以教育为重点,引导农村消费;顺应城乡一体,实现双向流动.     

发展民营经济对消除贫困的意义--来自浙江的实证

一、中国扶贫工作:成果举世瞩目,任务任重道远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至目前的2610万人,约占世界同期贫困人口减少总量的70%。与之相应的是,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以占世界不足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0%多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倍,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数亿。中国在“十五”前4年,绝对贫困人口减少600万人。虽然全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3%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