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87个城市创新的空间分异与溢出效应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阶段，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层面较长序列的创新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2005—2020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水平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方法，考察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演化特征，并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中国城市创新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创新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创新整体的空间差异和创新集中度呈下降趋势，南北方城市创新水平差异明显。(2)中国城市创新的空间Moran’s I值具有非线性距离衰减特征，表现为下降一段距离后略有回升之后继续下降；Moran’s I指数呈现出显著的高高—低低正向空间相关性，指数相对较低，但总体上呈增加趋势。(3)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显示中国城市创新因子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因子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规模溢出效应尚不显著。据此，文章提出今后应加大城市创新投资和环境改善、推进城市间协同发展、促进城市创新集聚和扩散的发展策略。     

创新能力、空间依赖与长三角城市群增长核心演化

城市群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核心城市的增长极化与扩散作用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键机制。创新能力、要素集聚与扩散形成的区际空间外部性使得城市群增长核心不断演化,并形成系统协同发展的内在动力。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极化效应呈现出下降趋势,对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分工过程中创新要素集聚与创新溢出、空间依赖都对城市极化效应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政策导向应从强化城市间创新分工、充分利用创新过程的空间外部性、推进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度创新等方面着手。     

城市异质性与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基于264个地级市的数据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降低了知识传播的空间阻隔,促进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9—2016年26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DID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不同规模和地理区位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高铁开通对超大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地理区位方面,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有效区间,高铁开通对距中心城市2小时圈层城市的影响最大,其次是1小时圈层的城市,对3小时及以上圈层的城市影响较小。未来高铁建设,应充分认识城市规模与地理区位的差异影响,科学布局高铁站点;加强城市群内部高速铁路网络建设,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创新发展空间形态;培育城市群内中心城市成为创新发展的增长极,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发展。     

技术创新扩散动力机制及测度研究

本文基于技术创新扩散传播和驱动的双重视角下研究技术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首先,围绕创新主体和创新客体基于技术创新扩散方式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传播机制,并应用Bass模型对其传播机制进行测度;围绕创新主体、创新客体和创新中介基于技术创新扩散驱动要素的视角提出了技术创新扩散的驱动机制,并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驱动机制进行测度。其次,运用2001-2018年中国五类城市(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ICT数据对其创新扩散传播机制和驱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Bass模型能够有效测度五类城市ICT创新扩散的传播机制,且五类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动态SAR模型能够更全面测度五类城市ICT创新扩散驱动机制,时间、空间和时空滞后效应驱动显著,同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视角测度并分析了对五类城市的驱动效果,得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协同创新视角下长三角地区OFDI对创新水平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视角,以2008-201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城市创新水平的均衡性和空间集聚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协同化发展成效日益显著,城市间不平衡性逐渐降低,且创新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得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空间上扩散至整个长三角地区。进一步的门槛回归发现,当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分别跨越各自门槛值后,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得到加强。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扩散溢出能力、效应及其网络质量评价研究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区域产业经济的影响已深入到产业结构内部节点互联化发展网络层面。结合网络分析,针对长三角区域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行创新溢出网络化层级与动态结构分析,测算创新扩散溢出与吸收在流程和产品维度的网络扩散结构、活动集聚程度及其层级变化态势。结果表明,结构化效益差异是创新扩散对于创新网络式转换及传播的机制作用;创新转移传播与溢出具有从多节点、多部门走向相对单一的科技服务类别的特征,且创新扩散溢出网络分布不均化特征逐渐增强,并具有层级网络扩散特征和相对均衡化的创新溢出吸收扁平化网络层级特征。     

沿海地区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助推器,对其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经济效应准确识别,是沿海地区发展蓝色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建立金融发展空间关联网络识别区域的金融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此设计金融关联空间权重矩阵,对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间金融发展具有稳健的空间关联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金融发展能有效拉动本区域经济状况,对周边区域经济正向拉动效应相对微弱。建议从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城际间金融交流合作,鼓励金融创新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正向溢出效应,拉动沿海地区蓝色经济向好发展。     

空间品质、创新活力与中国城市生产率

在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充分发挥空间品质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城市生产率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通过构建空间品质驱动城市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揭示空间品质促进创新水平提升和创新人才空间配置引致城市生产率增长的双链中介机制。研究发现:空间品质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创新水平提升的中介效应强于创新人才空间配置,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创新人才空间配置机制的时间滞后效应强于当期直接效应,“留住人才”的生产率增长效果优于“吸引人才”;邻地空间品质的提升不利于本地创新水平提高和创新人才空间配置,间接降低本地生产率增长潜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城市具备较高的跨区消费水平和较好的创新发展环境时,空间品质对城市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均有一定程度增强。因此,优化城市空间品质供给、促进空间品质区域一体化程度、提高空间品质跨区消费水平以及优化创新环境均是激发空间品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     

经济集聚、科技创新与雾霾污染——基于空间杜宾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以2003—2018年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集聚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水平除了与本地经济生活有关,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邻近城市雾霾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影响;门槛效应显示,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经济集聚对雾霾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     

产业互动外部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创新力--对我国七大城市群的一项实证比较

城市群经济在我国经济版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成为创新扩散的主要载体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其分布与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及城市群形成创新竞争力有重要意义。从产业互动外部性与产业集聚外部性角度切入,将城市群作为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利用2003-2016年我国七大城市群1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专业化集聚及相对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力的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在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某一城市创新力受当地和相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水平的影响。(2)就全国整体而言,对城市创新力有持续性影响的主要是相对多样化集聚而非相对专业化集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来实现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3)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模式的城市群内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     

研发和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作用的实证研究

区域创新体系中,研发及知识溢出已经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以及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主要课题。通过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创建了区域创新生产函数,利用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6-2010年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自主研发能力对城市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为渠道的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空间关联效应对广东省各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负,说明尽管广东省各市创新行为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创新集聚,但仍处于城市内部创新的集聚阶段,城市本身创新带来的收益尚没有通过邻近的地理媒介溢出到周围地区。     

研发和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作用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21个地级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中,研发及知识溢出已经成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以及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主要课题.通过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创建了区域创新生产函数,利用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2006-2010年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自主研发能力对城市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为渠道的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空间关联效应对广东省各市创新绩效的影响为负,说明尽管广东省各市创新行为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创新集聚,但仍处于城市内部创新的集聚阶段,城市本身创新带来的收益尚没有通过邻近的地理媒介溢出到周围地区.     

数字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探析

以数据要素为关键生产力的数字经济正成为破除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新兴产业，探究数字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以我国289个城市数字产业为样本，以数字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为切入点，探究影响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城市间创新互动水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对数字产业集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数字产品服务、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等数字经济细分产业中，各因素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以城市群为尺度的样本显著性水平较经济板块尺度有明显提升，城市群正成为数字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基于此，从打造开放型创新生态、引入社会资本、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以及引导城市间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等维度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企业创新投资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

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实施者,立足企业研究创新投资的空间互动关系,对于激发企业间创新投资联动效应,推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构建不同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创新投资存在正向空间互动关系;企业之间的创新投资空间互动关系存在行业门槛,表现为跨行业衰减;创新投资的空间互动关系在多维邻近的企业间更容易达成。最后,提出建议：甄别高、低水平创新投资集聚区,基于不同创新投资水平“量体裁衣”助推企业创新投资;创新投资的空间互动可以在企业间形成涟漪式扩散,应在扩散过程中重视和充分发挥同行业企业作为关键传导节点的作用;选出一批合适的企业进行重点管理,以“点”带“面”促进更多企业创新投资行为。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龙头企业驱动视角下创新空间发展的机制、效应与策略研究

创新系统动力学强调企业对创新空间的驱动作用，但国内较少文献对企业如何驱动创新空间发展进行系统理论研究。由此，以杭州滨江高新区为例，基于龙头企业驱动视角，构建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创新空间发展的机制与效应，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显示，首先，龙头企业驱动创新空间发展的理论机制包括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创新要素集聚、构建创新生态网络和反推政府管理创新；其次，随着龙头企业不断入驻，原创新空间的物质空间效应和社会空间效应将产生巨大重构；最后，从强化龙头企业引领作用、细化物质空间组织和优化社会空间结构三个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与空间杜宾模型(SDM),深入讨论粤港澳大湾区2009—2019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纹理、演化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良性发展趋势,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与"重振期"三个阶段。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分布具有"城市梯度"与"中流驱动"差异特征。(2)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空间负相关性,局部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低—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特征,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极化"现象导致空间分布格局稳定性较差。香港、澳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增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基本实现联动发展。(3)政府支持力度、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及教育水平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产业结构起到负向作用。教育水平及产业结构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开放程度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余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最后,结合研究结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加快形成绿色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长效机制,推动绿色创新与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有效衔接,降低区域间协作创新制度交易成本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     

城市密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城市街区尺度密度的证据

城市密度作为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重要表现一直受到普遍关注,其不但能够影响生产率、经济增长及生态环境等,而且对城市的创新效率这一关乎长期增长的因素也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专利数据库,并结合LandScan人口空间分布数据,构建了包含企业—年份维度的300多万个样本,基于OLS与工具变量法系统识别了城市内部街区尺度的密度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区层面的密度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高密度发展的创新外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衰减特征;街区尺度高密度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其能够帮助企业吸取知识溢出的养分,克服知识溢出面临的地理阻碍。     

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学习效应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北大核心

国家一系列政策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布局建设区域性创新高地,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基于演化经济地理理论,引入生态学Logistic曲线模型,建立包含集聚—扩散效应动态变化的城市间共同富裕模型,从而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与外部性问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在城市间交流竞争、资源禀赋约束等条件下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进一步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7—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内生性检验、反事实估计、空间计量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学习效应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共同富裕,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以城市间经济联系、学习能力为主要路径形成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