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知识溢出与城市创新发展——来自278个城市的证据

利用2007—2015年278个城市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高速铁路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速铁路通过加快人才流动过程中的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并且这一作用呈现出城市之间的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速铁路对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并未因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减弱,高速铁路通过增强创新参与者及创新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高铁通车地区的创新活动,并且也对高铁邻近地区的创新活动起到积极作用。     

高铁开通与城市创新研究综述

高铁网络的建设大大提高了中国铁路运输的效率,缩短了不同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使居民在不同城市工作和消费成为可能。同时高铁服务通过加速人口和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对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高铁在影响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区域的创新格局,现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整理归纳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现有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的研究指明方向。     

技术溢出与审计收费——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8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审计收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正面效应.研究发现,技术溢出能够显著降低审计收费,而企业经营风险和多元化程度的降低是导致上述效应的传导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质量并未由于审计收费的减少而下降,表明技术溢出提高了审计效益.此外,技术溢出与审计收费的负向关系在高人力资本的事务所或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发现为技术溢出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理解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R&D的区域知识溢出效应浅析

本文分别对企业R＆D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形式、途径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研发活动存在溢出效应,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最后对企业投资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社会性基础设施对城市房价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1978年房地产市场改革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居民的需求从基本的温饱开始向功能齐全的住房发展.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改善会对城市房价带来各种溢出效应.因此,利用2010-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Hedonic分析方法结合空间权重,分析教育、医疗、娱乐等社会性基础设施对城市房价的溢出效应.同时,研究了社会性基础设施对居民住房需求的空间效益.     

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势力效应研究——来自总体与细分产业的经验证据

大规模对外市场开放是把"双刃剑",既引入竞争活力又输入垄断势力.本文从实证产业组织视角构建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势力效应的评价模型,并采用中国加入WTO前后年份总体和细分产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同时用金融危机前后年份细分产业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产业总体与细分产业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总体和细分产业对市场开放以及伴生的贸易体系转型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市场势力效应:在两位数代码产业层面,对外开放提高了总体产业市场势力溢价水平,表明对外开放输入了垄断势力;而四位数代码产业层面,对外开放却显著降低了市场势力溢价水平,表明对外开放引入了竞争活力.本文研究结论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着重要政策含义:对外开放政策体系需要兼顾竞争政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外资监管应注意总体与细分产业开放的层次性;同时,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注重心宜"下移"至细分产业层面.     

外商企业对中国本地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认为外商企业对东道国企业传递知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知识溢出,并分析知识溢出的三种具体机制:供求链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竞争示范效应。然后对中国外商企业的发展和现状作了概述,借鉴几位学者对中国外商企业知识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给出本文结论:从外商企业密集的东部沿海省市来看,外商企业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供求链效应对本地企业传递知识;从全国范围来看,外商企业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在省际范围内对本地企业传递知识。     

涉税信息披露、企业避税与溢出效应——来自国别报告实施的经验证据

国际税收治理中的涉税信息披露政策是提高税收透明度、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重要规制工具。本文以我国自2016年起实施的国别报告制度为例,基于2010—2019年具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上市企业样本,探究了涉税信息披露对跨国企业避税的影响及其反避税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国别报告抑制了我国的跨国企业避税,使企业实际税率相对平均上升7.4%。这一抑制避税的效果具有溢出效应,使总收入在填报门槛以下400万元范围内的企业避税程度降低。机制分析表明,国别报告主要通过缓解税务机关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增加声誉成本机制抑制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别报告对于在积极参与信息交换的地区投资的企业、在信息交换完整性高的地区投资的企业和研发投入高的企业的避税程度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国别报告制度、打击跨国企业逃避税、深度参与国际税收治理体系重构提供了科学依据。     

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关联机制研究

集聚经济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活动空间现象,其生产的本地化特征并没有因生产过程的分散而下降,产业集聚区显著的邻近效应与社会化效应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创新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等理论,通过对知识溢出的分类、途径、动力机制等内容的阐述,分析了知识溢出与集聚产业创新绩效的关联机制。     

对外开放与经济波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为研究对外开放与经济波动的关系,首次选择贸易开放度指标和金融开放度指标,基于中国省级层面1980—2012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并深入分析了贸易和金融开放政策对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政策似乎抑制了经济波动,可能是因为其往往伴随着旨在恢复价格信号的经济改革。理性地看待这些改革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刺激的稳定性。金融开放政策往往会推动投机资本和破坏稳定资本的流动,因此会造成经济波动性的增长。     

非审计服务、知识溢出与审计质量

目前,非审计服务与审计服务是否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是否影响审计质量引起关注。独立方程模型确认非审计收费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表明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之间存在知识溢出效应。尽管没有发现非审计服务影响审计质量的直接证据,但有证据表明前期非正常应计对非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们对非审计服务影响审计独立性的担忧。     

距离、可达性与创新——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新的最优作用半径研究

高铁拉近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重塑了人才这一创新第一要素的空间配置,为中小城市吸纳创新资源拓宽了空间。本文采用全国284个地级市2005—2015年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对“距离与城市创新”命题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显著地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水平;(2)高铁开通的城市创新效应呈现依“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减的特征,同时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创新提升效果不明显,表现出虹吸效应特征,综合这两种效应,最终高铁开通的城市创新效应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个维度上呈现“∽”型结构特征,其作用的最优半径为距离中心城市200公里的范围;(3)高铁开通促进城市创新的机制之一是促进城市经济集聚;(4)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随着开通时长的增加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以及区域异质性。本文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等处理后依然成立,可为中小城市的差异化发展和战略定位提供借鉴。     

OFDI逆向技术溢出促进中国工业绿色转型了吗——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然后构建交互项模型,就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的大小会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人力资本集聚作为门限变量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表明,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且受到人力资本集聚程度的制约,存在单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集聚程度低于门限值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集聚程度越过门限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工业绿色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创业投资与非上市企业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实证证据

创业投资作为一种主动、有效的股权融资方式,通常被认为能促进新兴企业的成长和创新。本文以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非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行业层面面板数据的检验,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研究了创业投资对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创业投资的参与显著地提高了专利申请和专利被引用率,并具有因果性。而反向因果关系,即创新推进了创业投资的发展,并不成立。     

知识溢出与中国FDI地区分布的非均衡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现象由来已久。已有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区域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章在企业学习能力与区域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知识溢出与FDI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知识溢出的学习能力及区域创新能力是影响FDI地区分布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应着力提高自身经济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区域间溢出效应等政策与建议。     

制度与知识溢出、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研究

国际知识溢出和国内区域间知识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国别或地区差异,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R&D资本等因素决定的吸收能力角度出发,或是从人均资本、熟练劳动力比率决定的比较优势角度来进行解释,认为是各国或地区的吸收能力或比较优势造成了知识溢出效应的这种差异。但无论是吸收能力还是比较优势,都应该内生于本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可能才是导致各国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存在个体性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制度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率增长,而且也通过作用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来间接影响生产率增长。本文将深入探讨制度与知识溢出、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数据要素应用与企业创新效应——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驱动企业创新的新引擎。基于数据要素的多重异质属性,界定了企业层面数据要素应用的核心内涵,从数据资源、数据应用过程、数字技术和数字业务支撑系统四个维度筛选关键词,通过文本分析测度了数据要素应用程度指标,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据要素应用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应用同时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增长和创新质量提升,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应用通过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和市场偏好匹配效应促进企业创新量变和质变。基于环境动态性视角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环境优化会强化数据要素驱动企业创新量变,制度环境改善和技术更迭能同时激发数据要素引领企业创新的量变和质变。     

能源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的静态效应分析

产业专业化对知识溢出有着怎样的影响？产业集聚会促进地方化知识溢出,知识溢出又会影响产业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结构性争论：究竟是产业专业化还是多样化、是地方竞争还是地方垄断,有利于知识溢出和产业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