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受到学术界和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然而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国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还不明确，尤其是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微观研究十分匮乏。鉴于此，本文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污染光环”效应，即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且这种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持续性。对外投资企业通过采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而非加强污染物末端处理的方式实现减排。机制分析显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抑制污染排放的重要传导机制。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于大中规模企业、重污染企业以及出口平台型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更强的减排效应。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外投资与对内投资:替代还是互补

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以对外投资带动国内投资水平与产业发展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3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在企业层面探究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对内投资发展。实证结果显示:(1)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对内投资水平的提高,但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不再对企业的对内投资产生影响;(2)水平类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垂直类投资与生产服务类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3)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扩大企业规模以及提升企业出口额的方式实现;同时,投资目的国在具有税收水平低、融资便利、技术发达与政治清廉的特性时,对外投资对企业对内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结果对如何创新投资方式、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均具有重要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治理控制现状与对策研究

从２０００年国家提出“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企业开展直接投资市场更加广阔，我国对外投资渠道也进一步畅通。文章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治理控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入手，对治理控制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和建设性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

文章从国际直接投资视角重新审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重点探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的影响机理、特征与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2014—2021年共42个沿线国家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研究发现:我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债务风险总体表现出抑制效应,属于“雪中送炭”,而非“雪上加霜”。债务风险抑制过程表现出“滞后→急释→缓释”的动态非线性特征,且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是发挥抑制效应的重要渠道,同样表现出非线性传导特征。实证结果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并发现对于不同债务风险水平及所属不同地区的样本国家会产生异质性影响。文章不仅丰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还从根本上驳斥“债务陷阱论”,缓解了沿线国家“债务焦虑”,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事实依据与决策参考,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与提升的新途径

近两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政府通过加快推动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化,不断完善对外投资政策,鼓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显著扩大。可以预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地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快,中国在世界直接投资格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与防范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旨在推动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深入研究风险因素可以帮助企业更明智地制定对外投资战略和决策,企业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以减少投资风险。本文主要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防范风险策略,能够提高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资活动的成功率和可持续性,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合作和改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分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但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中仍然面临着市场准入、各种税费等制度性交易成本风险。为了准确识别“一带一路”企业投资中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问题，本文运用网络分析法，构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评价体系，计算融资成本、物流成本、行政审批等指标所占权重。为分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中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风险，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不断壮大的趋势。本文通过选取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主要变量，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21年海外并购案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探索经济自由度与企业并购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自由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以2013年作为分界线，结果证明“一带一路”倡议会进一步加强这种正向影响；接着对经济自由度分指标回归发现，产权保护、投资自由、反腐程度等指标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产生直接作用，而财政自由、政府支出、商业自由、金融自由等指标对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并且因各个国家发展情况不同存在异质性问题。     

论对外直接投资中母国政府的作用

随着各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母国政府在对外投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母国政府投资主要包括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其中国内层面包括国内立法、管理措施、财政金融支持和提供海外投资保证以及海外服务体系;国际层面包括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及多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韩国的母国投资措施较为完善,其在投资规模、投资区位选择、投资产业选择及投资主体规模方面都存在较多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我国政府应借鉴发达国家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的作用,实施积极干预的政策,推动我国对外投资及法制的发展,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一带一路”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近期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亦即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作为当前重要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显然是中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的重要落脚点,对外投资或将开启全新格局。战略背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     

“三外融合”视角下“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驱动因素、区域特征与发展成效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先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对外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并呈现出融合发展的特征。文章剖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三外融合”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中国与“一带一路”不同区域国家“三外融合”的发展特征,最后总结了“三外融合”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成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合作建议:进一步发挥驱动“三外融合”发展的积极因素,以“一国一策”促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度量与评估：基于主成分法面板数据的分析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近年来的企业实践表明，由于企业缺乏对沿线国家诸多风险因素的认识，使得企业对外投资面临诸多问题。本文基于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选取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从政治风险、主权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对华关系风险和社会弹性风险等5个方面的45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各国的总风险、地区分组、时间变化趋势等。稳健性分析显示，这一综合风险评估稳健性良好，评价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和科学性，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对外投资风险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中国对东盟农业投资的现状及SWOT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历来把东盟作为对外农业投资的重点区域。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近年来保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投资比例大，投资的企业数量逐年增长。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农业投资面临的优势有：东盟国家农业资源丰富，东盟国家政治和法律环境较为稳定；面临的劣势有：东盟国家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面临的机会有：“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助推作用，东盟经济飞速发展；面临的威胁有：新冠疫情的影响，金融市场风险带来结算困难。为此，中国应加大对东盟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双方应深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农业合作；中国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抵御金融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