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市场可达性、中间品替代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在建设高效充分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的视角,探讨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加剧了国内中间品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降低了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由此产生的中间品替代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市场可达性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边际作用效果,随着企业上游度、中间品单位价值重量、市场势力等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动态分解显示,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贸易方式的转变,吸引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入,进而驱动城市层面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攀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企业中间品投入的“国产化”替代,可以有效降低对国际要素市场的依赖,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使用跨期DID模型来检验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满足平行趋势条件下，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这在安慰剂检验、PSM-DID估计和排除选择偏误问题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中欧班列开通对东部、更大人口规模、商业魅力型、非资源型和交通便利型的城市商贸流通集聚效应明显更强，对批发与零售业集聚的影响最大；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轴辐效应，辐射范围在15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开通通过激发国内市场潜能、提高市场可达性水平和强化国际市场引力来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人才引进能否破局价值链低端锁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附加值的研究

文章以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出台构造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中间品配置渠道，地方人才引进政策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异质性分析表明：(1)在东部地区和营商环境优化的地区实施人才引进政策效果更明显；(2)人才引进政策无法提升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3)人才引进政策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效果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人才引进政策将产生“虹吸效应”,加速人才向政策实施地流入，对周边地区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产生抑制影响。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立足国内大循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视角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省级数据展开研究，通过构建国内大循环指数，计算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以衡量高水平对外开放，考察国内大循环对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国内大循环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内大循环对外资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大，在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但制度质量存在负向中介效应。本研究结论为加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作用以及国际循环的赋能作用，通过国内大循环吸收全球优质资源，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是否延长了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库以及国泰安金融经济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率，有助于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仍然成立，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所在区域以及企业出口产品存在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号效应”“研发和生产率效应”两组渠道降低企业出口风险率，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本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持续时间的理解，同时为提高企业出口稳定性与国际竞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构建贸易便利化影响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采用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还是贸易便利化分领域指标，推进贸易便利化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DVAR。同时，相对于中西部企业、中低技术行业企业和本土企业而言，贸易便利化对东部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DVAR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贸易便利化的相对价格渠道降低了企业出口DVAR，但通过成本加成渠道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贸易便利化总体上对企业出口DVAR的净效应为正。上述结论意味着，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对于提高企业出口DVAR和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中欧地理标志互认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基于“双循环”视角的机制研究

地理标志代表着区域特色农产品的特定品质和良好声誉,是“双循环”格局下稳定农产品出口的一剂良方。本文在理论分析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产品出口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显著提升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效应大于扩展边际,这一结果在经过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从产品层面看,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水果出口的影响主要沿着集约边际展开,而对蔬菜出口的推动则主要通过扩展边际。(3)中国农产品出口到地理标志禀赋丰富的国家对出口二元边际作用更大,相比于出口国单边,贸易双边均拥有互认产品更能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增长,而进口国单边拥有互认产品则会形成贸易壁垒。(4)机制检验表明,中欧地理标志互认对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是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作用下产生的：在国内市场,通过内需驱动,发挥本地市场效应,促进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在国外市场,通过质量升级,突破出口壁垒,并通过信号传递,激发进口需求,提高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中欧班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中国重构出口竞争优势的关键。文章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5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出口产品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影响渠道分析显示，中欧班列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创新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显示，中欧班列对一般贸易、高技术产品、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作用更大。中欧班列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正向辐射效应，其辐射范围大致为400公里。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国内价值链、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在构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延伸国内价值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国内价值链培育能够通过提高固定成本投入效率和生产率两个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东部地区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和低产品质量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扩展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增强延伸国内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因此，延伸和发展国内价值链，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大”而不“强”困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