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决定机制研究

从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来看,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获得的工资仅为制度工资(生存工资),而制度工资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其制定和调整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博弈的均衡.深圳和龙岗最低工资制度的实践也表明,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其制定和调整更多的是迎合企业的偏好.解决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在劳动者、企业以及政府利益一致性原则下通过新一轮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     

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微观行为机制研究

我国现阶段"工资谈判中雇佣双方市场势力的悬殊对比"是造成农民工"低工资"的关键,本文阐述了雇佣双方策略互动下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微观行为机制。同时,还为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民工荒"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     

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决定机制考察

本文通过1989—1997年教育回报率在不同所有制间的差异及其变化来考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利用CHNS数据分别估计国有企业、大型集体企业、小型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工资方程,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在民营部门增加得较为明显,在其他部门则没有增加的迹象。1997年,民营部门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其他部门,样本选择只能解释其中一部分差异,这表明民营经济工资决定机制与其他部门不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次级劳动力市场是整体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市场发展状况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分析了劳动力次级市场存在的客观性和作用,并且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劳动力次级市场的对策。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效率工资的决定机理及在薪酬管理中的作用

效率工资理论认为支付比市场工资更高的工资，劳动总成本可能更小，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利润。索罗条件表明最佳工资水平与价格无关，仅仅取决于工资—努力的相关关系。怠工模型表明，在非怠工约束条件下，无论求职者如何保证，在低于效率工资水平上工人的最佳行为策略就是怠工，工人的保证是不可信的。工作转换模型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企业支付较高的工资可以降低工人的工作转换率，效率工资理论在理论上和现实的薪酬管理中都展示了极其强大的威力。     

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一般性分析框架

农民工工资决定存在诸多因素。其中,人力资本等因素属于农民工自身层面,劳动力价值、供求状况等因素属于农民工市场层面,最低工资制度、歧视因素等属于社会环境层面。三个层面分别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内部、中间和外部三大圈层。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农民工工资决定的圈层结构。这是农民工工资决定的一般性分析框架。     

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2017年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在不同城市规模下的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和流动特征分布现状,使用最近邻匹配法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劳动力工资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在一定范围内对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城市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规模,其对工资的影响效应将会下降.据此,为有效缩小劳动力收入差距,引导流动人口有序流动,提出破除城市间的生产要素壁垒、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促进城市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工资决定:因素、机制及完善对策研究

始于2004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管已推进多年,但收入分配领域的诸多难题仍未破解,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要制度安排与设计的《企业工资条例》也因多种原因迟迟未能出台.规范企业工资制度和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企业工资条例》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企业工资决定及工资增长问题.那么,工资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其决定机制如何?这不仅是工资理论研究层面所要关注和回答的问题,更是实践层面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梳理企业工资决定因素、明确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内涵及对我国现阶段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存在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应主要从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企业内部治理机制、要素分配机制及政府规制机制四个方面进行的对策建议.     

转型经济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决定行为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6年和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收支调查数据，运用明瑟工资函数进行的实证比较发现，较之工资改革初期，两类企业对教育、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都有所提升。但二者在人力资本回报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非国有企业，各种人力资本只有在提高实际生产率的前提下才获得回报，而在国有企业，工资只僵化地奖励人力资本，而不论其是否提高了真实业绩。这说明国有企业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仅源自于对工资政策的人为调整，而非企业面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自发回应。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利用 1 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并试图从微观层面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 ,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 ,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 ,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 ,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     

转型经济下不同所有制企业工资决定行为的实证比较

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转型中,政府在不断放松对国有企业的工资管制,以期增强市场在其工资分配中的作用。时至今日,改革的成效如何?与自诞生起就较少受政府控制的非国有企业相比,两者在工资决定行为上有何差异?本文基于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收支数据,运用明瑟工资函数所进行的实证比较发现,二者在对教育、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的回报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非国有企业,各种人力资本只有在提高实际生产率的前提下才获得回报,而在国企工资只僵化地奖励人力资本,而不论其是否提高了真实业绩。这说明国企对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仅源自于对工资政策的人为调整,而非企业面对劳动力市场竞争时的自发回应。     

论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基于经济租金的视角

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是两个不同概念,但理论上至今未对二者进行清晰界定和区分,应还原工资歧视的经济学本意.目前学术界将不同群体的系统性工资差异普遍解释为歧视原因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中应包含无歧视倾向的工资歧视.对二者区分有助于寻求经济机制以减轻工资歧视、缩小收入差距和避免劳动者过度维权.本文用经济租金剖析了二者的经济原因,用Rubinstein模型分析了劳资双方经济租金分配中二者形成的经济机制.主要结论:二者的经济动因都是经济租金;工资歧视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时自发经济行为和工资策略;歧视工资由歧视行为和经济租金双重引发;不同群体工资差异由工资歧视与歧视工资组成;应将工资出价而不是工资结果作为歧视的判别标准;应将经济租金纳入税基并实行累进税率以缩小工资差距.     

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采用干预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加权模型,在控制了就业类别的选择偏差基础上,分析了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工作获得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水平显著低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剥离户籍对就业机会、就业身份和就业保障的影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最低工资与流动人口创业

在包含最低工资与流动人口创业选择的理论框架指导下,运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微观数据和与之匹配的1437个县(区)级最低工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效应显著抑制了流动人口的整体创业倾向,且相比于其他类型,对"必需型"创业具有更强的抑制效应。同时,对不同流动距离创业者的影响效应也与理论预期一致,即对跨市流动创业的抑制效应更明显。进而,研究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注重对开放条件下的异质性探究,初步检验了地区及行业开放差别对最低工资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的异质效应,显示更为开放的地区和部门对最低工资提高引起的成本上升更加敏感。最后,考虑到各地区对吸引技能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将劳动者的技能差异因素引入分析之中并加以更细致的探讨。     

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流动人口就业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领域。但是,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传统服业所占比重高,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信息、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由此决定了流动人口就业的结构性差别。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体制分割的情形下,造成流动人口就业与城市服务业优化升级之间诸多不协调的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给流动人口以平等的参与竞争的机会,通过搭建流动人口就业技能培训网络提高流动人口素质,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出口、技术进步对工资的影响——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控制了企业规模、经验年限和所有制性质等企业层面异质性的因素以及企业所在的行业和区位因素后,企业的出口和技术进步对工资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进步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大于出口贸易的影响.对工资水平高于90％分位数的企业和工资水平低于10％分位数的企业从样本中剔除后,再将样本企业按照出口密度的高低进行分类,进一步从两方面对上述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工资水平的影响超过了对出口活动的影响,这一结论不受异常样本点和企业出口密度高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