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围绕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环境质量、国民幸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这些研究内容来看,最初的收入差距影响研究注重对收入差距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现阶段的研究转向评价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效应。研究视角由客观评价转向个人主观评价,开始关注个人对收入差距的感知和承受程度。     

浅谈我国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的影响

教育对收入分配公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八分配的不平等。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扣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例U型曲线项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同时，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收入分配不会平将妨碍教育公平。     

职业选择、职业内在价值与福利的代际传递

职业的非货币特质,或称为职业的内在价值,是反映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与个人福利水平密切相关。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了从社会、体力、智力、自主控制和安全等五个层面衡量职业内在价值的指标,并发现父辈收入越高,子辈选择职业的内在价值越高。进一步分析显示,只有当父辈收入高于某一门槛值时,才会对子辈选择职业的内在价值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发现表明,父辈除去通过影响子辈的收入和教育等显性特征并进而影响可用货币度量的福利外,还会影响子辈以舒适性、安全性、受尊重程度等职业内在价值为代表的非货币福利。因此,传统的收入代际流动系数可能会高估社会流动性,将职业的内在价值纳入代际传递的研究视野,对全面理解社会流动性问题有重要价值。     

受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

人均收入的差距受人力资本差距影响,人力资本差距越大,人均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同时如果教育差距体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会拉开更大;若教育差距体现在初级教育水平上,则收入差距拉开会相对前一种情况要小一些。中国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不同于国际上的一般趋势,更多地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教育的边际回报也越高的趋势。教育水平,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要减小收入差距必须加大教育投入,缩小教育及其回报率的差距。     

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探讨

从群体内部异质性的角度考察了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收入差异的影响。基于对大连市1032名外来务工人员的经验研究,发现工作经验对外来务工人员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会依户籍性质或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外来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异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户籍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歧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影响农民工群体收入劣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工作经验与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对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关系,工作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对高教育程度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上升具有显著的动力作用。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研究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对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明显;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 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为此,要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合理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将外出打工收入用于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外出从业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的投资等政策。     

行为人的舞弊心理及舞弊倾向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行为人的基本决策规则,以行为人调查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行为人过度自信、时间偏好、风险偏好与舞弊倾向的相关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结论表明:第一,行为人的过度自信程度、时间偏好程度、风险偏好程度与舞弊倾向之间存在着稳定和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上述三种心理因素对于舞弊倾向影响的程度存在着差异,其影响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过度自信。第三,随着年龄的增长,行为人的舞弊倾向呈下降的趋势,且个人信仰可以有效地抑制行为人的舞弊倾向,但是学历与舞弊倾向不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基于回归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山东省城镇家计调查数据,从人口特征的角度考察了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就业行业、就业单位的性质以及个人职业和职务是影响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五个主要因素,其中居民受教育程度、就业单位性质的影响程度呈现增大的趋势,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个人就业的行业、个人职业及职务的影响呈现减小的态势.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丛明一、理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主要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三者分配关系又是受各种具体的分配关系影响和决定的。比如，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国家与个人的分...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

本文运用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研究在财政支出同时具有生产性和消费性,同时进入总生产函数和代表性个人的效用函数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均衡时,增长率与税率呈倒U型关系。随着税率增加,经济增长率先升后降;在政治均衡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实际资本税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兹涅茨倒U型关系     

受教育程度、收入阶层与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呈现差异性,在低收入阶层和中等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降低生育意愿,对生育意愿具有抑制效应,但在高收入阶层中没有呈现显著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上述结论。从“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考察教育对不同收入阶层作用机制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同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意愿产生影响的机制不同。对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受到“教育—成本”“教育—文化”和“教育—阶层”三方面的共同影响;而在低收入阶层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主要是“教育—文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政策制定时,应重点关注中低收入阶层群体的生育意愿,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产出绩效研究

建立企业R&D投入与产出绩效指标评价体系,测定各指标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C-D函数回归模型,测度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数、销售收入、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受R&D投入指标的影响程度,给出具体的函数关系。     

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入手,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了贸易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金融深化、科技进步、教育水平等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信任影响因素理论,挑选并构造了影响信任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然后运用SPSS对ISSP2001年＂社会关系与支持系统＂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这些因素对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信任度更高;年龄、受教育程度、主观幸福感、阶级、社团参与、亲密朋友数量与社会信任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社区类型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     

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企业信息披露的抑制效应

本文假设投资者存在过度自信心理且过度自信程度和信息精度成向关系,在假设上建立市场均衡模型,得出资本成本与信息精度的关系。该关系表明,不论自信程度和信息精度的具体关系如何,和投资者理性相比,投资者过度自信抑制了信息披露。究其原因在于投资者过度自信心理会高估信息的精度从而低估风险,这使得他们要求较低的风险补偿,而企业信息披露过多会降低投资者的自信程度,从而增加资本成本。由此本文给出企业不完全披露信息的一个新的解释——投资者过度自信抑制了企业信息披露。     

完善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激励制度的对策

企业经营者薪酬机制体现了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制度中,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激励——约束关系。企业经营者一方面追求的是报酬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则是追求非货币化的事业成功、荣誉等。资本所有者通过薪酬机制将经营者的努力程度与其报酬结合起来,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所有者目标与经营者的个人目标相联系,对其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薪酬激励无疑是整个激励机制中最受重视最为核心的一环。     

创业者信贷约束视阈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以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基础,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条件下,运用统一增长理论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显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依赖于经济发展阶段。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不平等会通过降低个体的信贷约束促进社会的创业活动,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当经济发展越过"贫困陷阱"而进入中等发展阶段时,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会使更多的人免受信贷约束,开展创业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创业活动中的信贷约束不复存在,收入不平等对人均收入也就不再具有影响。     

相对收入与个人效用——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考察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对人们的影响程度,并比较社会中不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是否对这种影响起作用。笔者在中国城镇居民中进行了调查实验,用特定指标衡量人们对收入和消费的相对性关注程度。实证分析发现：（1）相对收入和绝对收入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始终存在,但在炫耀性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和非炫耀性消费品（如假期和保险）上的影响程度不同;（2）人们对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的关注程度较为集中在同一个区间里;（3）教育程度和职业显著地影响相对收入对人们的效用,男性比女性显著地更加在意汽车和住房的相对消费;（4）社会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影响对相对收入的关注度,但对住房消费的相对性有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消费行为决策和认识宏观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效应有一定的启示。     

经济、政治与社会:影响公共行政的三大因素

经济、政治与社会是影响公共行政发展与变革的三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公共行政所面临的环境与挑战,需要全面分析转型时期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变化。经济因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综合国力的增强;利益多元化与个体需求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大收入差距。政治因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化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共识。社会因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人的个体化与个人问题的社会化以及社会风险对社会安全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