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用有助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社会信用作为制度环境的核心构成,对企业的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推动的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检验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通过决策优化效应和资源虹吸效应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研究发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严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型信任与方言和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关系型信任在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出替代效应,即制度型信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关系型信任的不足。文章揭示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形式,为我国持续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转型乃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信用规模、信用结构与经济增长——从美国信用活动轨迹看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

本文在国外学者关于信用与GDP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和延伸，不仅放大了研究区间，而且对新经济前后美国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变化给予了高度关注。作者探析了新经济条件下各层次信用规模与GDP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提出信用依存度的概念，研究并总结了经济对各层次信用活动的依存程度及其变化，指出信用规模、信用结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揭示了信用活动发展的轨迹与空间。以此为基础，作者通过数据分析及对比，指出我国信用活动总规模偏低、信用交易结构不合理、经济信用化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的现状，并据此对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从百年前的“超稳定结构”到今天的“中国模式”(上)——兼评《兴盛与危机》

内容提要与写作大意金观涛先生30多年前就开始用控制论里的超稳定结构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我认为超稳定结构是对中华民族自秦汉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漫长历史中的社会形态的极好概括。它抓住了这段历     

从株洲区域的视角审视和思考信用体系与“两型社会”建设问题

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为全国六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这给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历史机遇,同时也对长株潭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作者从株洲区域的视角审视和思考着信用体系与."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些相关问题.     

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立法比较与启示——评新《保险法》第49条修改的“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之争

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合同是否当然转让,有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之争。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旧《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转让从属人主义,新《保险法》则从从物主义。本文则认为,属人特征是财产保险合同的固有特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保险立法单纯强调属人主义不利于保护受让人的利益,而单纯强调从物主义对保险人也有失公平。我国新《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修改并没有彻底否定财产保险合同的属人特性,而是对从物主义和属人主义进行了结合与折衷,以实现同时保护保险人和受让人权益的共赢。     

理性对待中国的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法律东方主义”的启示

关于中国法律的"东方主义"认知是一种对中国治理模式非常系统化的误读,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化偏见。它提醒我们警惕这样一种长期以来存在、也将继续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观察和研究的感情化,使得人们对于中国治理模式(包括中国法律体系)的了解和理解常常处在一种盲人摸象的褊狭状态,即简单化地用"无法"反法"或者"超法"来概括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而无视"有法"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形态。法律的"东方主义"不仅仅在知识上让我们误读了中国,也在政策上误导了中外的政治家。本文呼吁理性对待中国法律制度实践中无法、有法、反法与超法四种现象共存的状态。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想象”他者与“虚构”自我的学理表达——有关《法律东方主义》及其中国反响

《法律东方主义》一书是美国学者络德睦近年来的一部比较法论著,翻译成中文后引起了中国法学界的高度关注,此书将前人"东方主义"中国中心论"等理论应用于法律领域,提出了"法律东方主义"的概念,虽然理论的原创性不算太强,但也对不同文化比较中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对于西方人对世界的重新认知,尤其是对"东方"的重新认知具有很强的警醒作用,对于东方世界存在的"自我东方化"现象同样有警醒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不能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成为"政治消费品"。因此,对此书在中国的讨论和可能的"政治化"应该保持警惕。     

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与批判——兼议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

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律与社会运动"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为当代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但近年来也暴露出了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陷。本文通过追溯美国法律与社会运动从"差距研究"到"文化转向"的发展史,以权力/不平等范式的兴起为主线,对这一法律社会学重要学术传统的基本理论立场、意识形态倾向与社会文化语境进行论述、批判和反思。文章的结语部分以此为鉴,对中国社科法学的未来走向提出几点评论和建议。     

“轻信”的注册会计师影响了审计质量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签字注册会计师的社会信任程度(出生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对年报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注册会计师出生地区的社会信任程度更高,被审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更高,说明社会信任程度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注册会计师因"轻信"而"轻视"被审计单位的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影响审计质量。考虑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后,发现对于存在不合规、不公允的"问题"上市公司年报,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的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是足够严厉的,说明社会信任程度差异造成的"轻信"影响是有限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中,项目复核人的社会信任程度对审计质量有显著影响,项目负责人则不显著;党员注册会计师和"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不容易受到"轻信"的影响。本文拓展了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相关文献,对监管机构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职业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科技银行的“中国模式”——基于科技支行与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比较

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本质是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之间的交易,科技金融中介的选择取决于交易费用,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决定不同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中的“比较优势”,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科技银行模式.科技支行的本质仍然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纵向信用,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则是以民间信用为基础的横向信用,应突破制度约束将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培育为未来的科技银行.     

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上)——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

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制度基因、金融发展与“法律家长主义”进和退(下)——功能视角下的“中国悖论”及求解

本文重新评述与论证了法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若干功能性机理以及在金融发展中,普通法基因的重要性,尤其反思了法律与金融理论中的"法系决定论’"之理论缺陷,论述了其他替代性"制度基因"在中国"新兴加转轨"的特殊环境下之适应性功能、角色以及公共政策含义,然后结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与法律成长经验,反思了"法律与金融发展的中国悖论"之理论命题,指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初期发展,并非像主流法律与金融理论所强调的那样是源自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而更多地却是来自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家长主义呵护"。中国在未来需要及时转变"家国基因"主导下资本市场发展与治理的"法律家长主义"作风,更多地以"园丁"身份并本着"生态主义精神"去着力维护"新型金融业态"的生态平衡,同时努力培植市场治理与司法治理相结合的普通法"制度基因"与精神,以增强中国金融法律适应市场演进的能力,促使中国金融市场成长为一个更加包容、开放而且能够自我扩展的内生秩序。而在此过程中,"金融法之艺术"或"金融治理的法律艺术"可能比法律起源对金融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     

中国皇权社会“非法加派”失控的经济学解释——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视角

本文以演化博弈论为工具来分析中国皇权社会官与民之间的博弈,结论是:由于民众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护,政府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所有的官都选择非法加派,而所有的民都认可这种非法加派,这是演化稳定策略;对官僚集团内部同级之间和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分析表明:官僚群体中的所有人最终都会合谋进行非法加派,这也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在此基础上,本文解释了中国皇权社会非法加派现象失控的微观机制;同时也解释了历史上仅靠官僚集团的严刑峻法、自我监督来治理非法加派总是收效甚微的内在原因。     

银行卡为何被“卡”住——对当前银行卡市场发展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银行卡作为一种集融资与金融服务于一身的金融产品，具有使用方便、快速、安全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和特约商户的欢迎，也成为现代商业银行新业务竞争的焦点和对外竞争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经过17年发展，银行卡业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发卡量已经达到6亿多张，     

货币信贷结构对宏观经济的机理性影响——兼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的再解释

本文使用机理变化型变结构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3年5月期间货币信贷结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信贷结构均在特定时点开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生机理性影响;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实际产出分别具有较弱的正向和负向机理性影响,对通货膨胀率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机理性影响,并且货币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货币信贷总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货币信贷结构与“货币迷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政策建议如下: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注重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的调控,监测货币信贷结构的变动应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与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能省则省”与“竭尽全力”：农户经济投资的二元结构——以西北乔村实地研究为例

经济投资是农户经济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乔村农户经济投资行为的研究发现,农户并非一般地重储蓄而轻投资,农户的经济投资存在一种“二元结构”;对于农业生产投资,奉行“能省则省”的投资观念;对于人力资本则奉行“竭尽全力”的投资策略。这种二元投资结构是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社结构的真实写照。     

企业家“关系”社会资本与债务融资效率——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DEA-Malmquisit分析

融资问题制约着民营企业的发展,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Malmquist指数法对2003~2014年206家民营上市公司的债融资效率进行分析显示,这12年间样本企业静态的债务融资效率较低,动态的融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均值为1.029,表明12间民营企业的债务融资效率没有明显改善。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银行关系、工作经历都对企业债务融资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协会关系对债务融资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深化正式经济制度改革,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提高其融资效率。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国际展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上海）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现在，这种机遇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为外资公司在华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