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终结的“东亚模式”——略论“东亚模式”及其前景

自从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西方的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对危机的起因发表了大量的评论。许多评论的焦点都是所谓的“东亚模式”的缺陷问题。大多数的评论认为“东亚模式”存在制度上的根本问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东亚模式”制度,危机就不可能消除。美国学界及政界官员甚至一再宣称,亚洲高增长时代已告终结,东亚奇迹已一去不复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已战胜了东亚资本主义模式。东亚要想排除危机,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模仿美国人的优越方式,并且臣眼于美国的霸权地位。[1]东亚危机至今尚…     

“东亚模式”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剖析

本文试图对“东亚模式”的内涵进行一个较为完整的界定,并通过对金融危机中暴露 出的东亚经济内在问题的分析,阐明东亚经济增长的特征与前景。     

日本“产业空洞化”与东亚经济走势

<正> 一、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发展特征 1994年日本经济领域的热点之一便是“经济空洞化”。日本经济团体联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在一次国际经济恳谈会上指出:日本经济正面临4个方面的“空洞化”倾向:(1)由于日元迅速升值,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而出现的“制造业空洞化。”(2)由于日本对金融市场限制多以及金融成本高而出现的“金融业空洞化”。(3)由于缺乏具有独创性的人才而出现的“技术空洞化”。(4)由于对人、物和信息的交流中枢配备迟缓而出现的“信息空洞化。”     

日本的“农村现代化”

日本政府在进行国土综合开发的计划指导下,于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大力倡导发展工业,以传统农村工业为基础的工业逐步在农村发展起来,使得日本农民人数下降的同时,兼业化程度很高,而且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占日本农民的大多数,对地区的经济结构、地方财政和居民生活产生     

“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东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富活力地地区。为了更好地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进而探讨现代世界变化趋势,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和中国日本史学会于1995年10月6～10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日、韩三国的40多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会上着重就东亚经济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以下择要介绍讨论会上的一些主要     

“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东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富活力地地区。为了更好地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进而探讨现代世界变化趋势,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和中国日本史学会于1995年10月6～10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日、韩三国的40多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会上着重就东亚经济现代化历史发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东亚现代化进程的“软威权主义”

地理、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和政治关系形态表现也千差万别。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形态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软威权主义”，这种模式深远地影响了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社会发展。     

台湾的“四小龙”地位——岌岌可危?

台湾今年经济不够理想,出口不振,产业升级缓慢,首季经济增长率只有5.46％,创近三年台湾同期经济增长率新低点,在亚洲“四小龙”中降到第三位。 今年以来,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新加坡、香港经济都有良好表现。以今年首季为例,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经济增长高居榜首,增长率为ll％强;韩国达8.8％,居第二位;香港5.4％略低于台湾。但台湾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西方国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个年代都出现经济“奇迹”：50年代出现了西德；60年代出现了日本；70年代相继出现了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省；到了8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经济上又崭露头角，他们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引起了世界关注，名噪于世，被称为亚洲的新“四小龙”，……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促进投资的干预性政策措施剖析

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以及自1965年以来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国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世人瞩目，因而东亚发展模式也成为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东亚发展模式一个显著特点是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这种高投资率的形成原因较多，其中政府的政策措施功不可没，而又尤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更为突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促进投资的政策措施大致可分为两种：基本性政策措施，即保持稳定和可预测的宏观经济环境，普及初等中等教育，维持金融机构良好的偿付能力，保证产权和政府对基础的投资等。干预性政策措施，即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分担风险。限制资本外流和抑制利率，等等，干预性政策更富于东亚特色。     

日本之鉴：东亚模式受质疑

与欧洲的发达的金融市场不同，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国家在“信用泡沫崩溃”的金融危机第一冲击波面前，所受的损害相对轻微。但是，自从去年9月中旬，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后，面临急剧下滑的外部需求，东洲各国随即显示出它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有限政府：重启“东亚模式”

曾因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而一度令世人注目的“东亚模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却广遭否定，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危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宣告了东亚模式的结束。到底“东亚模式”是一种特定阶段的发展类型，还是具有不断升级潜力的发展类型？我们需要的不是对东亚模式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其进行完善和发展，以有限政府重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核心内容分析东亚模式发展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模式，这集中体现在该模式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在政治上，东亚国家普遍采取威权政治体制，实行集权主义…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东亚模式”

本文就金融危机产生的内外因素入手分析危机的特点及影响，并就亚洲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探讨。     

广东与亚洲“四小龙”社会经济发展比较

<正>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曾提出广东省经济要在20年内赶超亚洲"四小龙"的设想。当时的意义在于将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对内表     

东亚模式与金融风险

东亚模式过去曾以东亚奇迹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笔者认为,它还将再刨历史性的辉煌。东亚模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赶超型的发展模式。东亚经济起飞,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两百年,历史决定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只能采取赶超型,也决定了东亚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依靠三个轮子——政府的“主导”、“夹生”的机制和制度工具、“外向”型经济。东亚经济的这些特点,使得东亚经济在其市场经济体系的培植、发展过程中常易出现各种“不协调”或“扭曲”现象,而金融领域中这些“不协调”或“扭曲”现象便可能成为金融风险的“风源”。     

东亚模式与中国

东亚(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战后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发展,无疑是20世纪经济增长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将东亚的成功列为战后三个最重大的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关于发展的思维的事件之一(其它两个事件分别是前苏联的崩溃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关于东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人们业已取得的两点基本共识是:第一,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亚经验(东亚模式);第二,东亚经验(东亚模式)代表着一种成功的发展经验(发展模式).然而,如我们在有关东亚经验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到的,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的混淆和分歧,包括东亚模式涵盖的国家/地区范围,东亚模式的确切内涵,对东亚模式与东亚的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解释,等等.     

新“四小龙”的投资环境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近几年经济快速发展,继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四小龙”之后,被称为新“四小龙”。这无疑与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大力投资密切相关,而外国资本的投资又取决于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