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战略动因与权变因素研究——基于转型经济情境

了解转型经济中企业绿色行为模型如何不同于西方成熟制度环境是发展适合我国情境绿色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整合组织合法性、自然资源基础理论与可占有性体制,构建转型经济绿色战略的动因与权变因素模型,拓展对绿色管理前因变量的认识框架,深入探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绿色战略管理过程的情境因素,并将可占有性理论和组织合法性理论应用于绿色管理领域。     

市场势力、企业社会责任与绿色创新

企业绿色创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22修正）》的实施,企业市场势力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值得学术界关注。结合组织惰性理论和合法性理论的观点,文章尝试构建一个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传导路径的整合性解释框架。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区分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和反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分别探讨二者在市场势力和绿色创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势力负向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在二者关系中存在遮掩效应,而反应性企业社会责任则发挥中介效应。本文有助于解释中国情境下不同市场势力的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创新的行为倾向与路径差异,从而为绿色创新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

基于长三角地区367家制造企业有效样本,分析环境知识学习、绿色创新行为与环境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环境知识学习对绿色创新行为和环境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绿色创新行为在环境知识利用性学习与环境绩效间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而在环境知识探索性学习与环境绩效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结论揭示了环境知识学习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拓展了组织学习与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理论空间,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策略研究

近年来世贸组织成员国中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行为具有多样性、合法性、技术性和隐蔽性的特点,绿色贸易壁垒给中国带来了有利的发展机遇和不利的压力挑战,国内企业应注重企业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组织工作、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强化面向国际市场的创新行为和开发绿色无污染型产品,以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转型情境下企业绿色创新实现过程——正邦案例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化，中国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迫切需要绿色转型，尤其是涉及基础民生但转型意识淡薄的第一产业。为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相关企业需响应动态环境，积极采取绿色化行为，以实现立体维度的绿色创新。现有研究多将绿色化行为与绿色创新实现“混为一谈”,忽略了绿色创新的多元语境与过程逻辑，对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过程“黑箱”缺乏深入探讨。聚焦第一产业绿色创新实践，通过对正邦集团(以下简称“正邦”)的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深入解读企业绿色创新细分逻辑。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受到内外部绿色转型情境推动；企业绿色化行为包括绿色产品开发及转化、绿色防治体系升级、绿色管理平台打造、绿色知识传递与创造、绿色合法性意识培育，表现出内调外协和双层认同两个特征；企业绿色动态能力系统包括绿色环境适应能力、绿色资源整合能力、绿色关系连接能力和绿色组织学习能力，其与对应的绿色化行为是互促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具有绿色创新效应吗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响应新发展理念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也是实现企业与社会环境共生融合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考察了媒体关注作为绿色治理环境中的外部规制与规范合法性压力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区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与绿色专利授权后促进效应依然存在;第二,媒体关注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不管是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还是市场导向型媒体关注,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都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政策导向型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更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环保投资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第四,企业社会责任在强高管激励、强制性社会责任披露环境、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制度环境更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强制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年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CSR)信息披露政策的颁布这一外生冲击事件构造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并结合PSM-DID方法考察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对我国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未披露企业,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应规披露企业的绿色创新专利数量。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政策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要求增加了环境监管部门、利益相关者团体和媒体对于应规披露企业的环保监督压力,这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本文实证检验了强制性CSR信息披露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有关文献,证明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激励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因而中国应进一步加快以信息披露为代表的制度构建。     

合法性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策略研究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为基础,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多元价值观社会体系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作用。制度环境中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合法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合法性观察者-企业行为这一制度理性作用路径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在价值,并据此提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制造业企业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环境承诺与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激活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绿色创新对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意义重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组织认同理论，运用315家制造业企业调研数据，分析绿色组织认同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探索环境承诺、可持续探索/利用实践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绿色组织认同未能显著改善绿色创新绩效；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均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但可持续探索实践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只能通过可持续学习导向实现；环境承诺和可持续利用实践在绿色组织认同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旨在提升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建议。     

绿色需求视角的企业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挑战,持续损害的自然基础威胁到人类大部分的生存空间,实现削弱环境、资源冲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是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首先,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采用DRCCGE模型,估算了2010-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指标,论证了绿色经济不是简单的数量级别的调整,而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内涵式经济增长;其次,文章指出了绿色创新基石是绿色需求,包括消费者导向、企业导向和社会责任导向三大绿色需求;最后,文章阐明了三大绿色需求的共同作用形成推动企业主动因应环保压力的五大动力机制,即制度压力、效率提升需求、最终绿色消费需求诱导、竞争力培育推动和绿色形象树立等,得到了绿色发展是企业主动因应生态环境问题合意性策略行为的结论。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绿色动态能力与组织调节定向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绿色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实现“双碳”目标与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调节定向理论,对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析,并重点考察组织调节定向的边界效应。基于中国205家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不同类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绿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组织调节定向在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直接效应以及绿色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在促进定向占主导的情境下,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绿色人力资源管理通过绿色动态能力对绿色产品创新的间接影响也更强。     

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与企业双元绿色创新：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创新是企业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而从CEO领导行为视角探讨企业绿色创新形成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论文整合高阶理论和双元理论,剖析了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154家制造业企业的CEO和高层管理者的两阶段匹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CEO绿色变革型领导对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企业前瞻型环境战略中介上述影响过程;同时,企业规模是影响CEO绿色变革型领导作用发挥的边界条件,即在企业规模较大时,CEO绿色变革型领导通过前瞻型环境战略影响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探索性绿色创新和利用性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强。     

绿色信贷制度的中外比较研究

从制度内涵、产生背景、所处阶段、实施手段、环境信息机制、管理执行以及监督约束机制等角度对中国与国外实施的绿色信贷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存在一些差异与差距。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政府部门基于环境管理的需要而愿意去推动实施绿色信贷政策,而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压力和动力明显不足。中国绿色信贷制度的缺陷也导致其实施效果不佳,亟需加以完善。     

环境规制背景下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探析

技术创新是破解企业发展困境的关键.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的今天,企业要在环境规制背景下,实现顺利发展,技术层面,亟需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本文探究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阐释了企业实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突破绿色壁垒、利用市场机会、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等重要意义,分析了我国企业在实施绿色技术创新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论证了其根源在于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组织结构不合理、政策不够得力和有效、绿色市场尚未真正形成等因素,提出了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予以财税、金融、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倡导人们进行绿色消费、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等建议.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尚不明确。基于自愿披露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抑制了绿色创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多言寡行”的现象。（2）研发投入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抑制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环境规制水平低地区的企业中,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的后果研究,同时为实践中提升企业环境表现提供了启示。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