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保险需求会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吗？——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购买保险作为家庭理财和规避风险的两种形式,对于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提升家庭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除了受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外,是否也会受到家庭保险需求的影响？为检验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建立包含保险需求和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CRITIC法构建保险需求指数,分析保险需求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保险需求与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份额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一作用在保险收益较少的家庭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缴费金额的增加均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但商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对社会医疗保险敏感性不高;保险需求的变化对农村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影响更大。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进行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构建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研究——基于赣州市1043户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

以赣州市居民的相关统计数据为样本,通过对赣州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状况的调研和分析,论述了影响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建立了基于Probit的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回归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决策者文化水平、决策者职业、家庭收入和家庭房产持有状况四个因素是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决策者年龄和家庭人口数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影响不够显著。房产投资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持有行为存在正向作用,对居民家庭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不存在"挤出效应"。     

家庭股票投资行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研究

本文使用CHFS的2013年的家庭数据,分析了家庭股票投资行为和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家庭持有股票的平均时长、家庭股票投资盈亏状况较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票初次投资金额,使用自家电脑、办公场所电脑、网点电脑,投资股票的数量、户主作为投资主要决策人与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实证回归结果对于家庭如何控制金融投资组合风险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家庭在进行股票投资时,应该更加理性投资,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水平。     

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保险按照职能分为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大类,构建Tobit模型并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参与商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重,优化家庭金融资产结构,而参与社会保险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同时,提高保险的参与程度会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收入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2年CHFS来自全国7442户家庭的微观调研数据,从预防性储蓄的视角出发,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了家庭收入不确定性对非存款类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入不确定性较小的家庭,倾向于持有更多的非存款类金融资产,投资品种个数也更多;在未来收入不确定的条件下,家庭会通过增加持有非存款类金融资产的比例来提升资产组合的期望收益,并增加投资品种的个数来控制资产组合的投资风险。     

教育异质婚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作为婚姻选择中考察的重要因素,男女双方的教育差距可能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教育异质婚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异质婚抑制了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教育异质婚通过削减家庭社会网络、降低户主幸福感抑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对于城镇家庭、有房家庭和拥有更高教育背景的家庭来说,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受教育异质婚的抑制作用更强烈。但是,在不同模式的异质婚之间,以及低等教育同质婚与不同模式异质婚之间,家庭对于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并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个体心理会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吗?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教育支出对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CHFS数据,实证分析教育支出对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增加能够显著促进家庭持有更多种类的风险资产,显著提高家庭投资组合的多样性指数。综合来看,教育支出增加能够使家庭投资组合更加多样。不同地区、城市和乡村的家庭在教育支出对家庭投资组合多样性的影响上存在较大差异;中东部地区及城市的家庭教育支出对投资组合多样性的影更显著。     

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女性家庭决策赋权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从女性赋权角度出发,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讨家庭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较为单一。女性家庭决策赋权程度越高,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越低,持有正规金融市场的资产比例越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缺乏金融素养的女性决策者,家庭金融配置单一问题更严重。机制分析表明女性家庭决策赋权通过改变家庭金融排斥程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鉴于此,需要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丰富金融产品种类,以提升女性金融素养、缓解家庭金融排斥,进而丰富家庭金融配置类型,降低家庭财务风险。     

城市居民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行为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文章基于厦门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居民家庭决策者的学历水平、职业、投资经验、家庭收入水平、风险偏好、社会养老保险及房产持有对居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市场起到正向作用,而家庭决策者的年龄对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不具有线性关系,最后提出增进理财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等相关建议。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