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

本文选取2006-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几乎所有实施定向增发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大样本数据把大股东控制和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进行全面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一级市场中,当大股东参与认购时,其能够获取定向增发的折价水平就比较高,机会主义动机越强,折价水平越高,大股东控制作用比较明显：在二级市场中,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高低显著影响折价水平的大小;最后,本文也发现大股东控制作用也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牛市下大股东控制作用容易导致发生掏空行为,在熊市及震荡市下,大股东的控制作用受到一定约束,他们可能会通过虚增资产来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     

异质信念、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增发偏好

投资者特征是企业融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2003-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异质信念和投资者情绪两个维度,考察投资者特征对企业股权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越倾向于公开增发而非配股。进一步地,我们还考察了不同投资者情绪下,异质信念对股权发行方式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投资者情绪越乐观时,异质信念对企业公开增发选择倾向的敏感性越高。     

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融资的两种方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后1～3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负,而定向增发新股后两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公开增发新股股东获得负的股东财富效应,而宣告定向增发新股股东能获得正的股东财富效应。从保护投资者长期利益的视角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证券管理部门推出的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和上市公司青睐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具备其适时性和合理性。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

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且,相对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而言,定向增发新股融资的手续更简单,门槛更低,因此,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佳选择。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对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     

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状况的不同,本质上可以归因于各国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的差异。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持有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可以获取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这是不利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我国的股权分置状态放大了控制权的私有收益,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在现有法律体系下,终极控制股东对投资者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     

媒体报道、投资者情绪与股价波动

媒体报道是有倾向、有选择的,而投资者决策是有偏且关注是有限的。因此,媒体报道的倾向性成为影响投资者情绪的一个指标,进而影响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媒体报道综合指标,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研究媒体报道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大多数投资者通过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获取和构建自己的信息框架,因此,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这一特点使得投资者情绪发生积极或消极的变化,而投资者情绪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直接影响,进而表现为媒体报道倾向性引发股价波动。     

全流通环境下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三方博弈分析

随着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转移,投资者保护在全流通环境下有了新的内涵。文章从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出发,构建了控股股东、中小股东和经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各方决策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结果显示,股权的集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公司的内部人控制;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对控股股东和经理人的违规操作进行严厉惩罚,降低投资者的监督稽查成本,健全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卖空障碍、投资者情绪与股票价格异象

利用2003年1月至2011年12月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月度数据,采用月调整组合方式,分别利用双变量T检验法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检验中国股票市场中"价格异象"的存在性,利用相关分析法检验了价格异象不属于小公司异象,利用Tobit模型研究个人投资者持股的决定因素,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造投资者情绪指数,分析投资者情绪、卖空障碍与价格异象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股票价格越低,个人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投资者情绪和卖空障碍是导致价格异象的主要原因。     

投资者保护、定向增发和财富转移

本文研究良好的投资保护环境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富转移行为,以2006-2010年进行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我们发现地区投资保护程度越高,大股东借助定向增发折价进行财富转移的程度越低。这一研究不仅为我国定向增发中所存在的财富转移提供了佐证,而且对理解宏观投资保护水平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构建完善的定向增发监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信息不对称、大股东掠夺与投资者保护

大部分中国的企业股权是相当集中的,现实中大股东有时无助于监督管理者,而且还会掠夺小股东,使公司治理趋于恶化。大股东通过各种手段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造成危害,也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论述了我国大股东“隧道行为”的几种主要具体形式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基于中小投资者保护立场进一步提出了治理的方法。     

西方机构投资者与管理者利益冲突研究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其与管理者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表现形式,存在利益冲突。对西方机构投资者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对机构投资者遏制管理层不当获利、降低代理成本的策略进行探讨,结合中国情况从中可得到有益启示。     

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公司治理机制的整合

本文在企业家 (控制性投资者 )道德风险的框架下 ,探讨了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及其整合对降低由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作用。我们证明 ,外部控制系统的存在 ,将使内部控制系统的监督功能加强 ,从而使公司治理机制整体形成对企业家道德风险行为的有效约束。当企业家与分散投资者所签订的合约满足企业家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时 ,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表现为互补关系 ;否则 ,只有外部控制系统发挥作用 ,而不需要引入内部控制系统。因而二者的关系不是公司治理现有文献所认为的简单的单调关系     

保护我国中小股东利益的新机制探索

为了保护我国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文在充分利用中小股东控制权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新机制——市场董事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中小股东不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而且还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公司的重大决策与动向的信息产品,有效化解市场风险。本文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重要的作用。在后股权分置时代,政府应当善于利用这一机制。     

财政利益分歧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个制度矩阵,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政府部门在制度供给过程中也有自身利益的考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了财政利益在他们之间的重新分配,包括经济资源和经济优势的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偏好及选择,进而再次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种影响表现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增量性和路径依赖性.为推动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改革,必须要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的财政利益分歧.     

上市公司随意停牌与投资者利益——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停牌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但近年来在中国股市却频繁发生上市公司的"随意停牌"现象。这些上市公司的随意停牌不但为国内投资者所诟病,而且引发了国际投资者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负面回应。本文根据沪深交易所2016年5月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首次对上市公司的多种随意停牌行为进行了详细界定,并利用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的国内重大事项停牌数据,实证检验了随意停牌对于投资者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较于正常停牌,随意停牌平均造成了约4%的累计异常损失;(2)发生随意停牌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在停牌过程中出现内部人的私利行为;(3)随意停牌通过增加内部人的私利行为,引发了累计异常损失。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部分停牌行为并没有实现投资者保护的初衷,反而通过有助于公司内部人的私利行为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本研究为完善停牌制度和资本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与公司多元化折价

本文利用我国最新的上市公司资料,在得出我国上市多元化公司存在折价的基础上,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验证了代理问题和公司多元化折价的关系.我们发现,国有股权与公司多元化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法人股与多元化程度呈倒U形曲线关系,流通股与多元化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股权集中度、机构持股比例和管理层持股与多元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代理问题在有效解释公司多元化程度的同时,也有效地解释了公司多元化折价的产生.     

论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

上市公司收购,实际上是收购者为一方,以目标公司经营管理者为另一方,围绕着目标公司控制权展开的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这场争夺战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相互交叉,错综复杂。而在这错综复杂的交易背后,往往存在着许多的不公平,牺牲的是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因而,在上市公司收购中,如何在坚持“股东民主”缺席的前提下,寻求各方当事人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点,以达到保护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目的,是立法者与执法者“重中之重”的任务。     

倾销和反倾销过程中不同集团利益及其关系的经济分析

倾销与反倾销过程涉及到多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除倾销企业和被倾销企业两个主要当事方外,受这一过程影响的还包括进口国倾销商品的消费者和相关的非倾销企业等,从而形成了出口国倾销企业与进口国被倾销企业之间、进口国被倾销企业与进口国消费者之间以及出口国倾销企业与出口国或第三国非倾销企业之间的多重矛盾关系。本文以一般经济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倾销和反倾销对上述四个主要集团利益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存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国际多元化、控股股东与公司增长

本文利用2009年-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国际多元化与公司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与行业多元化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国际多元化与公司增长之间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行业多元化与公司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上显著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多元化与公司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无控股股东的企业。这从侧面反映了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在跨国公司内部,国际多元化程度与公司增长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水平的S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