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经济：国际性发展空间

与其认为大学是一个国家研究机构，更确切地说它是以一种资深管理者的角色在不同国家的两所大学之间进行其独特的工作，正如我现在所做的。但是，我认为大学至少是那些世界一流的大学，首先和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国际性。这种国际性与它们的国家性并不冲突。相反，这种国际性正有效地与国家性、地方环境、及区域环境相互影响着。在这种关系中，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大学不应太多地“服务”于国家经济或地方经济。它们更多地应作为独立机构和独立的力量相互影响，这就是我这篇文章的主题。近来，威斯敏特大学获得了女王荣誉企业奖章，这…     

如果大学没有围墙

一年多前，我带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慕尼黑理工大学访问，参加该校主办的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在那次访问中出现的一段对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位企业家突然问：“这是大学吗？”我回答：“为什么不是？门口不是有牌子吗？”这位企业家以不信任的口吻反问：“既然是大学，     

高数一百分不是问题

当我还没有进入大学时，我就听有人说：大学有一颗树，名叫高数，很多人高高的挂在上面。毋庸赘言这句话说的是高数这门课程有多么的难，对当时还没上高数的人来说，一上高数课难免有些恐惧，时常在想自己会不会也像学长说的那样高高的挂在上面呢？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方法正确，及格当然没有问题，高教一百分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我以一个高数100分的过来人分享下我的经验。     

参观韩国私人农场

在韩国朝鲜大学校为中文系三年级夜班讲授《观光汉语》课时，一位名叫金尧淳的韩国男生引起我的注意。他30岁左右，戴黑边眼镜，身材健硕，黑脸庞，汉语口语、写作皆属上乘，尤其汉语口语流畅而发音纯正。课余与之攀谈，得知他是光州郊区一家农场的主人，毕业于全南大学校农业大学（用汉语表述，就是省立大学的农学院），多次去中国旅游，曾在北京进修汉语一年。他热情邀请我在假日去他的农场做客。     

80年代的经济所和张曙光研究员

我和张曙光研究员的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夏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会议室。当时我正好参加一桥大学石川滋教授的科研项目，在中国进行一周的调研活动。在经济所，黄范章副所长等负责接待我们，老张（张曙光研究员）专门报告有关经济效果问题（后来收入《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一书，     

送给小木匠的企业理论

一、背景 阿科是我小时候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南方农村长大。农村孩子要想有出息，只有两条路：读书和打工。我选择了第一条路，因为我发现干体力活不是我的比较优势。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博士毕业后我工作的方式也是读书以及教人读书。阿科选择了第二条路，因为他的成绩不好，何况在我之前村里还没有出过大学生。     

做一棵点缀春天的小草

记得在读大学时曾摘录过一位哲人的诗：“当你成不了一棵参天大树的时候。就做一棵小草吧，但要做一棵最好的小草!”现在已有25年工龄的我，依旧是单位里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我一直快乐地工作着。我想就让我做一棵小草吧，为满园春色增添一抹纯净的绿!     

裂变中的大学教育

到日本之前,我知道的日本知名大学也就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上智大学、东北大学等等,可能都没有10个。连我这次访日所在的大名鼎鼎的庆应大学,都似乎很少耳闻,让我在庆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同事痛心疾首,也让自己抱愧孤陋寡闻。在日本参加各种研讨会,人们最热衷的是交换名片,看着那名片上无数陌生的大学名字,真让人弄不清日本到底有多少大学。一查资料,好家伙,日本共有700多所大学,日本的人口是中国的1/10,比中国一个人口大省的人口多不了多少,但平均约每18万人就有一所大学,而中国一共有约2500多所大学,…     

离开网络的陷阱

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前几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有这么一个合同：给你一百万，让你永远远离网络世界，你愿不愿意签？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意思，略一思考，道，一百万就买断了我这辈子上网的权利，我太不划算了，五百万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同学一笑道，我的选择毫无新意。这个问题是她在国内某知名社交网站上发起的一项调查。参与调查的人近50％都选择“钱太少，多的话可以考虑”，     

严谨求实 自强不息

1 为千千万万病人解除痛苦 我认为进行科技创新，要有一双灵巧的手，一个会动脑筋的大脑，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只有胸怀祖国、胸怀人民、志存高远，才能不懈奋斗，自强不息，创新不止。学。北大当时没有医学专业，我就选择了与医学最为接近的生物化学专业。能在北大学习是我毕生的幸运。北大优良的学习环境和国内一流的学术氛围对我今后的人生、治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所知名大学里，一种注重培养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风濡染着我，使得我在若干年后在科研、教学领域始终发扬这一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医学科研前沿的敏锐探索与思考。“挑战是动力，要敢于与国际同行竞争。”一流的大学造就了我们一代学子瞩目世界的性格与勇气。那些力求同国际接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老一辈师长成为我们青年时代所尊崇的偶像。每当想起他们奋斗的形象，都令我们热血沸腾。     

格拉茨──奥地利第二大城市 致《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自格拉茨——奥地利的第二大城市向刊物的读者们表示问候，并奉献给你们这篇介绍格拉茨市特点的短文。位于欧洲中部的格拉茨市正努力使自己在经济、通讯、顺应时代的政策以及科学和文化等方面都做出成绩。该市的三个学术教育机构：卡尔·弗朗士大学，技术大学和音乐及表演艺术大学，现约有４４，０００名学生，这将对城市的宏伟目标有重要意义。市政府也努力做推动三所大学发展的合作者。奥地利第二大城市的另一合作形式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影响：在我们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百年老城里，有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格拉茨建筑…     

小小蜡烛叩开财富之门

我叫刘雪竹，是个1978年出生的宁夏女孩。记得在上海读大学时，常去陆家咀玩，这里有许多很时尚的建筑，集中了大批外企。尤其高档写字楼里那些打扮精致的小姐，昂着头，穿着高跟鞋，白领感十足地从我面前经过时，看得我眼睛都直了。更重要的是，她们神情间流露出的骄傲与自信，带给我很大的触动，当时我想立刻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独辟蹊径转阴 造福乙肝患者——访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三专家门诊部著名肝病专家潘兵主任、王教授、武教授组成的科研小组

几月前，听别人讲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三专家门诊部肝病科研课题组潘主任、王教授、武教授治疗肝病有绝活，被称之为“神医”云云。我听之一笑，使我有一种天方夜谭之感觉。因为我家中有位表弟就是乙肝患者，他考入重点大学，但因乙肝大三阳被迫休学。他走遍所有大医院，看了不知多少位名医。历时近一年，花费4万元人民币，还是没治好。所以我就是不相信乙肝大三阳能在28天转阴。前段时间，我赴山西采访，在种子公司招待所住下。     

经营大学生活，实现自我价值

四年大学生活已接近尾声，大学的生活让我开心过、失落过、平静过、疯狂过、自卑过，也自信过，我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坚持和追求，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奋斗与拼搏，同时也看到了什么叫颓废？     

我家的费用清单

寒假回家，听妈说，小弟吵着要让爸爸把账本拿回家，合算一下他高中一学年的费用，他不相信他一年的费用比我这个念大学的姐姐就少了几百元。奶奶说：你弟和你妈在家里争得热闹得很，一个说花多了，一个说花得够少了，我也不清楚，不过听了，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有关部门”在哪里

日前，一位路人向笔者打听“有关部门”在哪里。他说儿子上大学的事，当地政府要他去有关部门问问。我想，省、地、市都有招生的有关部门，该找哪一级呢?     

声音

我不喜欢在进入大学以后还在跟同学比成绩高低这样的行为，很多同学现在不去比思想是不是独特，而去比一些无聊的东西，比家庭背景、比学习成绩、比名牌服装、甚至比长相高低。在大学要比的是思想、学识、风度、人品。要通过大学四年培养自己的气质和内涵，培养终生竞争力。     

在美国当系主任的经验

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即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任职，到我学业完成时，就近水楼台地进入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巴鲁克学院（BaruchCollege，CityUniversityofNewYork），任经济财务系的助理教授。没想一呆就是37年。到退休时，虽有些春蚕丝尽之感，但也暗庆，我们这一群人相互的接力，终于把这个系拉拔到了二流水平。大陆与台湾来的学生，更是历年激增。     

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复旦的一个青年经济学人群体

2006年2月的一个傍晚，在加拿大女王大学边的Starbucks咖啡馆内，我一个人捧着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看着窗外漫天的飞雪，遥想着太平洋彼岸的祖国：那里一定是千家万户张灯结彩，欢度春节的气氛还缱绻不去吧？美丽而静谧的复旦校园内，一定还有不少刻苦的学子在挑灯夜读吧？在2006年到来不久的身影中，我不禁问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让你最激动、让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离经叛道的史学家——历史学家伊懋可教授采访小记

伊懋可教授，英文名叫马克·艾温 (Mark Elvin)，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前亚太历史学部主任，也是澳洲亚太研究的一块牌子。中国人恐怕不会起象“伊懋可”这样怪怪的名字，笔画参差不齐不说，签名也不大方便。在我临回国前的一周，终于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差不多一年的知名史学家。我本不敢劳动大驾，可他说，亚太研究院所在的库姆斯大楼 (Coombs Building)结构复杂，走廊弯弯曲曲，不好找，坚持要到我的办公室接受访问。碍于面子，我忍了很久终于还是没问他为什么起了“伊懋可”这么个奇怪的中文名，但我得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