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在共生视角下研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政府干预下"学研机构—军民融合企业"的主从博弈策略,探讨"政企学研"组成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在独立生存合作、协同创新合作和联盟共存合作三个阶段的运作机理.主要考虑两种政府干预情境:一种是针对一般技术创新,政府不进行补贴激励;另一种是针对高精尖技术创新,政府会对其进行补贴激励.针对两种政府干预情境和三个演化阶段,采用主从博弈分别确定学研机构的技术创新程度和技术转移费用以及军民融合企业的边际收益.研究表明:学研机构和军民融合企业采用成本分担机制共同进行技术研发,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程度;协同创新合作阶段的成本分担机制可使创新生态系统获得帕累托改进;在大部分情形下不存在使学研机构和军民融合企业都满意的创新成本分担契约;联盟共存合作阶段的利润共享机制可以消除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重边际效应,获得帕累托最优.     

考虑集成商营销努力的养老服务提供商服务质量激励研究

在考虑养老服务集成商营销努力的情况下,通过设计成本分担契约、收益共享契约激励养老服务提供商改善服务质量,分析了两类激励契约的适用条件;比较了对养老服务质量、营销水平决策和各成员利润的改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提供商的服务质量、利润会随着成本分担比例的增加而递增,随着收益共享比例的增加而递减;集成商的营销水平会随着成本分担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而随着收益共享比例的增加而递减,利润水平会随着成本分担比例和收益共享比例的增加而递减;需求影响系数对三种情境下的提供商和集成商利润产生正向作用,签订成本分担契约对提供商较为有利,集成商可能更倾向于收益共享契约;成本影响系数则对利润产生负向作用,签订收益共享契约对提供商较为有利,对于集成商来说,其利润在三种情境下的差异不大;成本分担契约对激励提供商改善服务质量和集成商提升营销水平具有最佳的激励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供商获得的利润总是高于集成商。     

纵向伙伴关系维度的技术标准扩散效应研究

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技术标准的市场扩散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不仅揭示了技术标准独有特征——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而且对市场机制与纵向合作机制在促进技术标准市场扩散方面的优越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包括两个方面（含9个具体发现）：在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方面,技术标准效应与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成正比,与采用技术标准所需投入的专用资产投资水平成反比,与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替代率成正比,与技术标准持有企业对专用资产成本的分担比例成正比;在促进技术标准扩散效果方面,纵向合作机制相对于市场机制具有明显优势,表现为对于技术标准的市场需求量与网络外部性效应的提升,以及技术标准产业化过程中对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承受能力和对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承受能力的增强。     

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与R&D合作

所建立的模型是D'Asprement和Jacquemin(1988)型的一个扩展,它构建了两个企业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R&D竞争和合作的理论模型.模型的目的是解释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研发效率,比较两个企业在R&D竞争和两种合作模式下技术投入水平、产量以及企业利润的情况.主要结论是企业的R&D研发(产量)水平总是随R&D成功概率的增加而增加的.当R&D溢出较大时,企业合作研发条件下的研发(产量)水平大于竞争条件下的研发水平,也大于联合实验室条件下的研发(产量)水平.     

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与R＆D合作

所建立的模型是D＇Asprement和Jacquemin（1988）模型的一个扩展,它构建了两个企业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R＆D竞争和合作的理论模型。模型的目的是解释不确定性如何影响研发效率,比较两个企业在R＆D竞争和两种合作模式下技术投入水平、产量以及企业利润的情况。主要结论是企业的R＆D研发（产量）水平总是随R＆D成功概率的增加而增加的。当R＆D溢出较大时,企业合作研发条件下的研发（产量）水平大于竞争条件下的研发水平,也大于联合实验室条件下的研发（产量）水平。     

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决策条件分析

研究了基础专利持有企业是否进入技术标准联盟的战略决策模式。具体而言,借助不确定理论以及博弈模型,分析了伙伴知识协作与共享水平、企业生产成本、联盟成本、收益分配比例等重要影响因素对企业是否进入技术标准联盟这一战略决策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除了企业对联盟成本的分担比例因素之外,伙伴间知识协作水平、收益分配比例、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的相对优势这3个因素与企业进入技术标准联盟意愿的强度都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生产成本水平对企业进入意愿的影响机理存在分段效应。     

论供应链纵向控制结构与合作创新协调机制

该文通过建立上下游企业合作创新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不同控制结构下企业合作创新绩效。研究表明,供应链企业无论在分散化结构或中心化结构下开展合作创新,供应链绩效均高于不合作情况下的绩效。在分散化结构下,过高的研发成本分担比例会使上游企业失去合作创新动力;在中心化结构下,供应链系统收益会更高,企业创新动力会更强。该文还设计了基于满意原则的熵权TOPSIS法综合协调机制,驱使供应链企业以高效合作的方式开展技术创新,避免因不同利益动机而引起的合作冲突。     

基于竞赛模型的研发联盟资本投入博弈分析

深入研究了具有一定市场风险的、多企业参与新产品开发的研发投入问题。根据联盟结构和联盟成员收益分配方式,将联盟合作分为4种模式。研究结果显示:收益分配方式对联盟成员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大于联盟结构组成形式的影响;除跨功能联盟按研发投入比例分配收益时的联盟总研发投入随着联盟成员数的增加而增加外,其他3种模式下联盟总研发投入都随着联盟成员数的增加而减少;当联盟成员拥有更多的互补资源时,联盟的总研发投入量更多。     

禀赋效应与产学研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研究

现有产学研合作收益分配机制未能充分考虑禀赋效应的影响。实际上,在产学研合作的不同模式下,均会产生禀赋效应,禀赋效应导致合作双方的期望收益明显高于现实收益,从而易使产学研合作趋于中断或不可持续,因而在收益分配机制中应考虑禀赋效应的影响。对不同产学研模式下禀赋效应产生的不同情境来源进行详细分析,结合当前产学研合作收益分配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结论：在技术转让模式下,最优收益分配机制是引入中立方参照的总额一次支付制;合作参与模式下应采取以能力收益为基础的产出提成制;衍生企业模式下应在按股分利的基础上核算考核收益作为补充。     

企业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创新的互动研究——基于能力互补和吸收能力的视角

企业内部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之间的互补与替代关系并存,但互补性得到了更多研究的论证。基于现有研究对两类研发活动互动关系还缺少更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从能力互补观和吸收能力观的视角构建了企业自主研发、产学研合作研发等关键构念之间的模型关系图,提出了产学研合作创新能够促进企业形成核心技术知识、两类研发活动的相互协同和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等研究命题。通过广东科达机电的纵向案例研究,考察了企业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之间的动态互动过程。研究发现,企业内部自主研发与产学研合作创新之间的互动、企业的创业导向与吸收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内部研发效率,促进其创新能力由低阶向高阶演化。科达机电的案例研究深化了对后发企业技术能力追赶机制的理解。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研发外包情境下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关系质量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建立研发外包中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中国9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424个样本企业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发外包中企业动态能力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关系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但关系质量能够通过提高知识共享程度和知识转移程度，增强企业动态能力，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基于1999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采用1999年～ 2008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研发投资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研发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获取能力、企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知识创造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技术创新环境和知识获取能力的正效应强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的正效应弱于国内企业研发投资.     

R&D资金管理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我国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把R&D资金的管理引入企业自主创新研究,利用我国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2002-2007年的数据考察了企业R&D资金管理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与R&D资金管理有着重要的密切关系.在反映R&D资金管理的各要素中,连续的R&D资源投入更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而不断的变更研发计划以及过于分散的投资研发项目则会降低自主创新的有效性.文章研究的结论对企业加强R&D资金管理,提高自主创新效率具有理论参考意义.     

研发模式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将企业研发模式分为自主研发、合作研发和双重研发三种,使用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不同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差异情况。全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双重研发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好,合作研发的激励效果次之,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最弱。企业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高成长性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合作研发对低成长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激励效果最显著;对于无融资约束的企业,双重研发模式是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选择,但是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其提升效果最弱。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R&D投入对地区创新绩效的影响

政府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导力量。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具有间接影响,但并未深入探讨其作用机理。从中介效应视角探讨了政府R&D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在政府R&D投入与地区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支持诱导效应理论。     

我国企业创新绩效分析——基于创新能力和创新动机关系的视角

我国创新能力较弱的关键,在于企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而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是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层次和程度不高。基于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我国研发活动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企业陷入了创新能力培养自反馈的逻辑链条: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尤其是高层次的产品研发活动匮乏,而研发活动不足进一步导致企业创新能力下降。因此,要想从根本改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局面,需要政府对企业研发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