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银行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

国有银行贷款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准财政工具,为国有企业提供资金.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格局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面临较沉重的财政收支压力,这增强了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决策的动机.政府干预降低了银行信贷的配置效率.以国有化比率及其财政支出收入比为政府干预的代理变量,基于中国大陆1997-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一阶差分GMM估计技术,本文发现,政府干预对银行中介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金融中介发展平抑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属于学术研究前沿课题。文章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文章还发现,中国正从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因此,文章研究结果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涵义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必定会为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金融发展效率

文章对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格局的同时,是否使地方政府施加于金融部门的行为方式也趋于变化作了系统考察。研究显示,正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切断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联系,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其普遍加强了对金融信贷行为的干预,不利于金融部门发挥其价值发现与企业监管的职能,进而也必然导致金融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计量分析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其政策含义是将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政府体制改革纳入同一个框架中将有利于减少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摩擦成本”。     

金融发展中的政府干预、资本化进程与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说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金融发展程度可以有效提高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然而市场并不是无摩擦的完美世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经历着一个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资本化过程;而财政压力下政府又有很强的干预金融的动机和行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的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作用有一定的抑制,当前经济资本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出现偏移,引起金融资源向投机领域过快集中,而政府的干预也影响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只有进一步明确政府边界、实行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才能更好发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效应。     

绿色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首先将绿色金融分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三个维度,进而采用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面板模型（GMM）分析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探讨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分析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绿色信贷、绿色证券水平尚未跨过拐点,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处于促进阶段,绿色保险则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线性促进作用;(2)绿色技术创新在不同维度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绿色技术创新在绿色证券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传导作用最强,其次是绿色信贷,而绿色保险最弱;(3)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三种类型绿色金融的调节效应依次递减。     

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1 999—2 0 0 3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上述差异主要归因于政府对企业干预程度的不同。基于此,本文分析认为,当司法体系不能保证长期债务契约得以有效执行时,“政府关系”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     

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笔者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而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更为基本的因素。这里的研究结果为正在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创新互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当前对于金融中介功能具体实现的研究,只是笼统地分析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于两者之间的传导路径和中间环节缺乏考量。基于此提出金融中介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并且运用我国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金融中介在我国技术创新领域主要发挥融资的作用,对于风险管理和二次融资功能认识不够,这导致技术创新对于金融中介发展的影响较小。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何影响是一个亟待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使用2004-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信贷风险,致使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强;相对于东部地区,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政府介入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选择关系研究

为研究政府介入对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成功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与多元回归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量政府介入行为和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项目成功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政府介入度对项目成功度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同时存在;政府介入度显著影响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选择;不同的政府介入形式与程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选择和项目成功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政府对项目模式选择科学指导程度的影响最大,政府对项目审查力度的影响最小,并且过大的审查力度会降低项目成功度,最终得到最优政府介入与产学研协同创新运行机制选择关系匹配表,为合作主体提高项目成功度提供政策建议和管理依据。     

创新驱动战略与金融创新协同发展机理研究

分析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内涵,认为创新驱动战略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业需要不断创新以配合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从系统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了创新驱动战略与金融创新协同的因果关系,基于创新产出和创新资金规模的二维关系分析了协同发展的可行域,从交叉学习、共享信息、政府协调、环境保障4个方面分析了二者协同发展机制,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金融创新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金融创新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更多融资方式和工具;另一方面可通过优化企业资本配置,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和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微观层面研究金融创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以2011-2015年343家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金融创新、资本配置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创新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正向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技术创新。结论可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合理运用金融创新、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研究

金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是落实科技与金融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提出了金融发展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重点分析了金融体系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金融链对创新链和产业链前端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融资支持体系,并采取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金融支持策略。     

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 ——不同金融发展模式对比分析

以技术创新阶段细分为研究基点,利用200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技术研发阶段和创新市场化阶段不同金融发展模式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在创新增量方面,银行体系发展对创新产出的正向激励效应显著优于股票市场发展,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对创新产出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在创新增效方面,股票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的正向激励效应尤为显著,银行体系发展对技术创新效率产生抑制效应,造成较大程度的技术效率损失。结果表明,技术创新量高多产、提质增效依赖于金融结构持续优化和金融发展模式优势互补。     

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政府积极干预

技术创新与政府干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过程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目标的实现需要政府的干预来协调。政府实施正确的干预方式和政策对技术创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反哺与分配: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企业家能力与物质资本的结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两种要素禀赋可能由不同的个体持有,因此,只有在个体间合理分配这两个要素的报酬,经济才能增长。本文给出微观机制来表明企业家能力异质的一群个体如何形成金融中介联盟,并在个体层面引进无穷期动态拉姆齐模型,个体通过优化自身的选择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我们还给出了富人扶持穷人的价格涓流效应和反哺涓流效应,来描述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影响的途径。     

政府干预、创新驱动与区域人才配置

基于政府干预视角探讨创新驱动对区域人才配置的作用,借助中国258个城市2004—2018年面板数据,对创新驱动促进区域人才配置的动力机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和政府干预均能有效改善区域人才配置,加入交互项后二者对区域人才配置的效应进一步增强;受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制约,西部创新驱动对区域人才配置呈现出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小;政府干预以及政府干预与创新驱动的交互项对区域人才配置的效应均呈现出一定区域异质性;创新驱动对人才配置的效应受到政府干预程度影响,存在政府干预的双重门限效应。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营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发展目标,如何实现信贷资源配置向技术创新转移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对营商环境影响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7-2017年1 660家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升金融发展对创新项目的资本配置总量和效率,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基于产权异质性的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