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辽宁振兴选择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通道”

辽宁是一个以重化工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环境历史欠账较多,曾经以拼资源、拼能源的方式换得经济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下,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性约束日渐显露。据统计,全省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0%左右。为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辽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辽河治理,碧海行动计划,城市环境整治等一系列重大措施的实施,努力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农业波动分析

<正> 农业经济发展是自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农产品产量(包括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增长、农业结构变动、农业技术变革及经营体制的改革与完善等多种内容。其中,农产品增长和农业结构变动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影响农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邹至庄的研究表明,单位土地的产出量不仅依赖于土地,而且取决于其他投入的数量和质量,并且还依赖于所采用的技术,以及经济体制和政策。这些因素依照影响的方向。可以划归为两大类:一是单向促发因素,二是双向效应因素。     

消费、利率与证券市场波动

本文运用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onsumption CAPM）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利率变动、股市收益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经研究发现，样本期内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敏感易变，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未能从中国的数据中得到经验支持。而运用该模型所预言的利率与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1990年代以来居民的消费支出变化，为理解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成困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政府扶植机制的研究

资源型城市是依托不可再生资源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城市,由于该产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政策导致对资源型城市形成长期欠账,使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对政府提出政策需求。资源型城市转型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美国、日本、德国、前苏联等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中政府扶植机制的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理论演进与发展

本文从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当前的产业集群和产业融合理论的发展等方面,对产业结构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对当前学术界有关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一些见解。     

奇迹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出现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过去上百年基本没有发展的平台期之后的爆发性增长     

论中国税权配置的制度变迁

建立现代财政体制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离不开对税权配置制度的改革.一般而言,经济体制是税权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体制的变动也势必引发税权配置的变动.然而,在新常态背景下,强化制度供给,以制度创新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关键.因此,调整税权配置结构、促进税权配置改革是新一轮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归纳了中国建国以来历次税权配置变迁的原因与过程,总结了中国税权配置的特征.     

农村经济演变形式与城市化路径研究

目前，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是，从农村经济演变形式与拉美城市化经验看，城市人口比重增长幅度不应成为区域城市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从解决社会大多数人口生活福利水平增长这一根本问题出发，中国城市化发展应该借鉴法国历史经验，放弃速度指标，将区域城市化过程建立在农村传统经济改造基础上。     

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制度约束与政府管理

保持房地产业在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发展，对于拉长经济增长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符合产业变动的一般规律，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和管理不到位，是导致房地产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要彻底解决房地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宏观调控，关键在于实行两级政府联动，强化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其长效机制还在于构建和谐的城市体系和合理的房价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