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及其改善

根据传统贸易理论,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进而获得利益,贸易条件便是度量一国所获利益多寡的重要指标之一。在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主导地位的外贸局势下,通过分析我国工业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以及影响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旨在寻求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工业制成品上的正确应用。     

入世以来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原因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基于SITC2分类的分解研究

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研究了入世以来影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即研究了根据SITC2分类的每一类产品对总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程度,并且借鉴并引用了马来西亚学者Jarita (2011)的方法,计算出了每种产品对总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数值并且把这个值称为“贡献值”;研究发现工业制成品对我国总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初级产品的影响力,其影响力是初级产品的11倍,还发现在工业制成品中第7类产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对我国总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他类的产品,这类产品主导着我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因此,这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对于改善我国总的价格贸易条件进而增加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作用是比较显著的.     

财政支出、贸易条件与对外开放水平——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国际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45个国家2000—2012年的经济数据,在考虑对外开放水平差异的条件下,借助面板门限模型对财政支出与贸易条件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与贸易条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会因对外开放水平的差异而呈现显著的门限效应。在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条件的恶化作用较强;而在对外开放水平较高的国家,财政支出对贸易条件则表现为较弱的恶化效应。本文的结论表明,我国长期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贸易条件的不利影响正逐步减弱。因此,我国既要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运用的有效性,又要通过贸易政策尽可能地改善贸易条件,努力实现．财政：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有效协同与稳健运用。     

进口国制度质量影响出口贸易效率的异质性研究——理论机制与中国经验

由于外贸政策、贸易结构的国别差异和变化,加上不同的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进口国制度质量对出口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非效率模型,采用“一步法”测算2000—2014年中国对34个样本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贸易效率和潜力,分析发现：中国出口贸易效率呈现倒“U”型趋势,当前处于低位,出口增长空间巨大,且国别和地区差异明显。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样本经济体制度质量对中国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具有制度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进口经济体的市场化水平、贸易开放度与中国出口贸易效率显著正相关,而政治环境、投资自由度则表现出负相关性,且在不同的子样本中存在差异。因此,中国应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扩大对外开放,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空间格局,以有效提高出口贸易效率。     

中国工业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计算和分析

本文采用巴伦斯主张的RCA指数公式,计算了1980年以来中国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各大类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分析了其演变过程,对中国制造业各个分支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劣势状况进行了评价,指出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美国、日本、欧盟等相比较的各个制成品显性比较优势的结构差异.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韩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中韩1992—2018年面板数据,分析两国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规模和结构,测算双边工业制成品贸易的GL指数、MIIT指数和GHM指数,并基于扩展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两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韩工业制成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其中按材料划分的工业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略有下降趋势,而与化学有关的各种产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产品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低,但呈上升趋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差异因素对两国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最大,另外还有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3-2014年28个经济体面板数据

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对中关贸易摩擦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CAFTA建立后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条件效应以及CAFTA与ARF（东盟地区论坛）的冲突效应。首先,CAFAT的建立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对美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加剧了中关贸易摩擦;其次,CAFTA建立后,东盟对美国的贸易意愿逐步减弱,美国对东盟的贸易条件恶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中关贸易摩擦;最后,CAFTA的建立与ARF产生了冲突效应,导致美国做出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上重返东南亚的举措,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     

外贸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数学分析

本文通过对外贸进口的不同项目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主要初级产品增长率和主要工业制品的增长率作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进口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初级产品的进口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TTIP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各国贸易保护的首选方式,正严重阻碍着全球贸易.本文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着重分析欧美之间正在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定(TTIP)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TTIP零关税措施对欧盟和美国的社会福利、GDP、 贸易规模和贸易条件等均带来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效应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削减而成倍扩张,而中国则遭受更大程度的负面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对外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日益明显。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文献基础上,利用我国2。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GMM系统两步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与出口规模扩张效应;并进一步检验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出口技术进步是否对出口规模产生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大与制成品出口技术提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制成品出口技术进步的重要加速器。而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对出口规模的扩张起到明显作用;在样本期内,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出口技术进步,抑制了粗放型出口规模的扩张。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技术制成品技术复杂度越高,生产过程中需要的高级生产性服务投入就越多,生产性服务进口可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中间服务投入来促进一国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高复杂度的高技术产品,从而提升一国商品尤其是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本文根据52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所有商品出口复杂度相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更大;与发展中国家相比,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更突出;不同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也差异明显。     

非洲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研究

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造成了非洲国家国际收支逆差、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民隐性失业增加、农业生产不可持续等问题。引起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外在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设置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垄断以及非洲国家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的瓦解;内在原因在于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环境较差。笔者认为改善非洲国家农产品贸易条件可以采取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开展特色农产品贸易、警惕国际援助的转移收入效应的陷阱等九个方面。     

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及其影响

对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分析表明，贸易条件恶化不一定导致贸易利益的损失。贸易条件恶化具有普遍性和相对性；只有不断地促进技术进步和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保证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持续改善，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使美国已成为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从总体上看,国际商品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日益加强.但具体来说.把研究投资与贸易关系的视觉立足到具体国别,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长期稳定的联系.     

贸易条件恶化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贸易条件恶化理论紧随世界科技发展。由于进出产品结构的变化,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的提高及我国经济的高度增长,加剧了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只有通过抑制投资速度增长的宏观调控、理顺能源价格等才能解决贸易条件恶化状况。     

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流入我国的FDI规模迅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同步迅速增长,这两种经济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相关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量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在99％的显著水平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出口和进口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本文还从FDI企业进出口对进口的贡献率及拉动整个外贸出口增长的角度论证了FDI企业的进出口绩效。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

采用1999-2016年季度数据,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此外,经济增长对于两种贸易条件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即经济增长倾向于恶化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但会改善收入贸易条件;外商直接投资对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并不显著,而对收入贸易条件具有显著正面影响;产业结构,即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会改善价格贸易条件,但其对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建设中“贸易畅通”的区域经济效应——基于GTAP模拟的比较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积极响应,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已逾百个。参与国家众多、地域覆盖广泛使中国与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但具有国别差异,也表现出区域特征。将137个样本参与国划分为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大洋洲、拉丁美洲、中东欧、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SSA）、非洲其他地区10个区域,采用GTAP10.0版数据和CGE模型模拟中国分别与各区域关税互惠产生的贸易经济效应,结果显示：关税互惠使中国和相应区域的进出口贸易和GDP均有明显增长,虽然南亚、SSA、非洲其他地区、拉丁美洲、西亚和中亚6个区域的贸易条件下降,但只有南亚区域的福利下降;中国与贸易往来规模较大的区域关税互惠可以得到更多收益;参与区域与中国关税互惠的绝对收益（GDP增加和福利增加）与其自身经济体量及和中国的贸易规模有关,相对收益（GDP增长）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较低的区域经济增长幅度较大的趋势。“贸易畅通”确实促进了中国与各参与区域和国家的互利共赢,且这种互利共赢趋于强化,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同时,应基于区域及国别特征采取差异化策略。